中图分类号：C912.8；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3-0035-06 修订日期：2011-02-25 1 前言 1.1 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 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中西方的城市发展史证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往往带来新的城市理论和规划思想，旧秩序的崩溃必然要寻求新的社会和空间组织方式。1949-1978年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独特的城市政策和规划原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K ZHAO在通过对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的研究后发现，“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与城市住房短缺的矛盾在1950-1960年代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中更加突出”，尤其是战后共产党政权对私人房地产业的取缔和大量流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不断加剧着城市住房的紧张[1]；Kam Wing Chan通过对1949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梳理，认为“高速工业化与低城市化率并存”的独特现象只能从“生产先于消费”、“消灭城乡差别”等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出发才能解释[2]；香港学者薛凤旋在比较了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后也认为，49-78年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很明显采纳了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与“苏联经验”极为相似的城市规划原则③[3]；吕俊华，Peter G Rowe(2002)则把30年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的建造过程划分为“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1949-1957)”、“大跃进与调整(1958-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8)”三个阶段，并指出“计划经济、重工优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发展重心向内地转移、反城市对策”分别是三个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主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4]。 已有研究为我们大致地勾勒出了1949-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理论的基本轮廓，然而，这些宏观理论在解释具体的城市空间现象方面也产生了新的疑问。首先，中国地域辽阔，城市众多，是否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国模式”来解释所有城市“社会主义化”过程？其次，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剧烈动荡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城市政策前后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这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政策是如何在现实层面被操作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践？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化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必须以城市为单位，借助具体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 1.2 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外国殖民者的乐园，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重要的政治基地。1949年的政权更替，使它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权意识到，对上海的改造“是中国革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历史标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城市站得住脚，并长远掌握政权的焦点所在”[5]。 与新政权改造上海的决心相对照的是人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一方面体现在改造初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温和政策”[6]，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央对上海的经济和政治定位做出的重大调整。法国历史学家M C Bergè re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上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也不能成为领头的城市，因为这种地位要留给首都北京。政治地位的滑落、信贷资金的不足，都让上海不可能具备社会主义的大气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上海没有能力除旧布新，建造宽敞气派的大马路和冰冷的斯大林式的建筑”[6]。上海城市空间的“社会主义化”改造与其他城市相比，也因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对旧空间的改造还是对新空间的拓展，上海的城市建设都缺乏革命年代普遍的“疾风骤雨”式的魄力，仅有几次城市空间发展计划最终也由于资金问题而无法完整的实施④。三十年间，只有“为工人阶级建造的住房”一工人新村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上海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空间拓展。 近年来，随着上海旧城改造的加快，工人新村研究逐渐开始受到历史和城市学者的注意。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目前的新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的讨论[7-9]，对新村的历史背景、形成机制以及新村对上海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还少有论及。本文通过对1949-1978年上海工人新村建造历史的梳理，考察共产党新政权是如何通过“为工人建新村”的方式对上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村的建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城市①理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这座资本主义大都市中被实践的？ 2 工人新村的缘起 2.1 1949年以后的上海工人阶级及其住房状况 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连年迅猛增长⑤[10]。伴随着数量上增长的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共产党政权认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土改，依靠农民阶级取得了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依靠工人阶级来进行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建设”成为新政权当然的政治意愿。在当时中国主流的媒体报道中，“工农兵学商”的排列次序史无前例的把工人阶级置于社会阶层的首位，共产党新政权明确表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