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咸阳间渭河北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令福(1963-),男,安徽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学与水利科技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综合考证出汉唐渭河三桥的位置,并以其与今天的渭河河道相对比,探讨了历史时期西安咸阳间渭水河道北移的时空特征。结论认为除汉西渭桥处的渭河基本没有侧蚀变动外,中渭桥、东渭桥两地的渭河都向北移动了较大距离,中渭桥处汉末至今1808年间渭河向北移动了3630米,平均每年北移2米左右;东渭桥处唐末至今1118年间渭河北移了2600余米,平均每年北移2.3米有余。影响渭河发生侧蚀北移的原因主要为新构造地质运动、水文特点与两岸土质等自然环境要素,而人为活动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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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4-0007-11

      今日西安市是汉唐王朝的首都所在,当时为加强与渭河北岸的联系,先后在西安与咸阳间的渭水上架设了三座大桥,一般多以方位而称其为东渭桥、中渭桥与西渭桥。这些桥现在虽然不存在了,但我们如果能探知这几座桥的确切地点,以之与今天的渭河相比较,则可知古今渭河是否发生了位置移动,也可求得其北移速率的平均数值。本文将以此方法来探讨西安咸阳间渭水河道北移的时空特征,并综合分析其北移的基本原因。

      一、唐东渭桥处

      1967年高陵县耿镇公社白家嘴大队群众在白家嘴村西南三百米的田野中取沙时,挖出了一块唐“东渭桥记”残碑,同时附近还出土有圆木桩、青石条及大量卵石。这些寻找唐东渭桥确切位置的重要线索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高陵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文物调查时在群众家中发现了这块刻有题为“东渭桥记”的珍贵碑石。由碑文可知,唐开元九年(721年),在京兆府及高陵、三原等七县官民共同努力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东渭桥。此碑即为纪念此盛事而立,理应位于东渭桥附近。于是文物工作者对其出土地进行了大量勘查和钻探,基本弄清楚了唐东渭桥遗址的大致范围。1981年9月,考古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到1983年发掘完毕,揭露出楔入原渭河河床的圆木桩22排418根,石砌分水金刚墙4座,桥南端石铺道路残长160米,基本确定了唐东渭桥的具体位置与规模。该桥位于今渭河南岸2600米处,在耿镇东蒜刘村与白家嘴村之间,全长548.8米,宽11米,[1][p.167—168]此正与唐朝行经此桥的日本僧人圆仁所记:“到高陵县渭桥。渭水阔一里许,桥阔亦尔”的长度大致相等。[2]

      这次发掘的东渭桥是否就是《东渭桥记》所载开元九年所修之桥尚不一定,辛德勇先生撰文认为:“现发现的东渭桥遗址为崔元略在故桥基址上所主持修建的可能性很大,而不应当是开元九年孟温礼所为。”[3][p.112]但无论为何,唐东渭桥地理位置都没有改变,因开元九年刊刻的《东渭桥记》碑石就出土于这次发掘处的东渭桥址南首东缘,二者距离很近。

      唐东渭桥在唐代末年仍然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据《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后,立即派遣其部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次年七月间,唐军合力来攻,“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4][p.8242,p.8257]这说明至迟到公元881年渭河仍然是流经此处的,而今日的渭水河床远在2600余米的北边,以此计算,至今(此项资料截取至1999年,特此说明;下面的中渭桥年份同)1118年渭河在此处平均每年北移了2.3米有余。

      当然,此处渭河并不是匀速向北位移的,是在总的向北侧蚀的过程中有时北蚀较强烈,有时相对平稳甚或出现向南侵蚀的现象。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只给推测出大的阶段特征。

      据宋敏求《长安志》,“渭桥镇在(高陵)县南一十八里,”此也与圆仁所记唐时渭桥镇“临渭水,在北岸”的形势与里距基本相同。且宋敏求《长安志》与乐史《太平寰宇记》都有“渭水在(高陵)县西南二十里”的记载,[5]唐以后高陵县城位置没变,以其为基准点进行比较,其西南二十里的渭水河道与今日发现的唐东渭桥所在的渭河可基本连成一线。这说明唐末到北宋时代,此段渭水河道相对平稳,较少移动。

      明嘉靖年间吕修《高陵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次明确描述了此段渭河的摆动状况,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据其所载,渭河“北受湋汭,南受沣涝浐灞诸水,至高陵而益大。每遇泛涨,渳漫十余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虽且崩,数年不过一二丈。”可知渭水河床相对平稳且有南徙的现象,原因也正与该县志所述,是其北岸遇到了高大的奉正原的阻挡:“奉正原在县南十里,自泾阳来,过县达临潼,延及百里,高者四五丈,泾渭之不能北徙者此也。故自周汉隋唐王侯将相多葬于此”。

      从志文语气分析,此段渭河在嘉靖以前有一个向北侵蚀摆动的过程,因南徙被看做反常的现象。有学者根据志中所记渭河与渭河渡距高陵县的距离,并与唐宋时比较,认为既然志中明确记有“渭水在县南十里”、“渭河渡在县南十里”,与唐宋时渭桥在高陵县南20里或18里相比,此段渭河在本时期向北移动了10里或8里①。但从今日渭河实际及清以后渭河侵蚀情况看,此推测速度明显偏大。据宋人《长安志》卷十七《高陵县》所载:“奉政原在县南一十一里,东西长三十里,南北阔三里。”奉政原即奉正原。这是否可以证明,奉正原在高陵县南十一里,加上南北阔三四里,则流经其南的渭河一定在十五里之外,光绪《高陵县续志》卷一《地理志》正是说:“渭桥渡在县南十五里”。

      今日渭河河道距离高陵县城距离最近者仍不少于十五华里,参见图1.唐东渭桥位置图。是可知嘉靖《高陵县志》所谓渭河在县南十里的记载存在很大偏差,不足为据。由于明清至今渭河北岸仍有不少汉唐陵墓古迹,这在各代方志中有明确记载,故知今日渭河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北移的结果,而不会出现像日本学者爱宕元《唐代東渭橋と東渭橋倉》所说的那种情况:唐宋以后嘉靖以前渭河北移五六公里,嘉靖前后有短期的南移过程,清代以后又变成北移为主。因为此阶段无确切资料,只能初步估计,我认为北宋至明嘉靖年间此段渭河向北侵蚀约在2华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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