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之浮现

——上海M50与田子坊个案

作 者:

作者简介:
洪启东(1964-),男,台湾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城市区域发展、空间规划设计、灾后重建规划与产业政策、土地使用,E-mail:ct@mail.mcu.edu.tw,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台湾 桃园县 33345;童千慈,育辰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台北市 10452

原文出处:
世界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从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方式,藉由城市区域上海之田子坊与M50等案例,突显结合文化创意与在地空间文化的环境规划概念之“软实力”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规划忽略了地方特质,而单以振兴经济、整齐化与现代化为主的空间发展“硬实力”来治理城市。本文个案所强调的是,不同于北美、台湾或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参与小区改造过程,同时也回异于传统城市规划之静态的、单以目标导向为主的旧区改造或分区计划。研究成果在于例证了,上海另类的城市规划的伙伴关系与地方结盟,更能弹性的调节空间文化资产保存,并扣连创意阶级和普罗大众消费习性,带来区域城市上海的创意、创新的空间产业的效率化与特色化集聚现象。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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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1-04-03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内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迄今,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其城市产业空间由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工厂逐渐转化为21世纪初的全球消费市场[1],产业政策与土地使用制度的转变(图1,产业结构二级产业与三级产业的急速升/降到平缓稳定,归因于政府对于产业的宏观调控),促使市中心的闲置老工业厂房有了创意产业之生机。研究命题的架构在于,一方面因简政放权及土地产权国有化的牵制下,地方(区)政府有权能掌握部分土地的规划管理;另一方面则由于《物权法》的实施,促使居民之房屋被拆迁时能够得到适当补偿,这两股制度变迁元素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起了发酵和机能转化的角色。例如,2002年后之上海产业空间键结了(articulated)文化创意产业[2],也为产业空间带来新的转机与突显另类的(alternative)城市规划形貌。

      

      图1 上海历年产业生产总值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1.上海市统计年鉴,2008。2.本研究整理绘制。

      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变、信息流动、新国际分工等现象,导致都市内部空间机能的变迁;具体例证,首推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城市区域上海的老旧工业厂房因营运效益降低,或政策所迁移与关闭,多有所闻[3-5]。千禧年过后,文化创意产业的软实力,扭转传统的都市硬件建设而转化为重视都市在地文化艺术风格的树立与凝聚小区意识,以作为空间资本积累和创意产业的再生。由于中国内地土地使用制度的特殊性,一种接榫地区边陲或市中心地理区位的闲置、或老旧厂(场)房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环境改造计划正顺势成为此波上海迎接世博的滩头堡。本文藉由其近年的文化创意空间产业发展经验(田子坊与M50个案)与相关论述作为研究载体(matrix),以厘清全球化过程下的都市竞争力,乃在于有别传统城市规划蓝图式计划的都市建设工程的硬件改造。案例所质疑的(problematic)系文化创意活动及其空间产业是如何镶嵌于(embedded)全球在地化地景?与如何并配套化与网络化集体消费设施,达成城市区域的(city-regional)内部(观光)产业集聚化,活络与重生了城市产业经济,体现了“拼经济,保产权”的另类城市规划概念,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动机与目的。

      2 研究方法与论述假设

      透过2008年1月12~26日及6月24日~7月5日等密集的跨界田野踏勘①,以及对当地专家学者的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为本文主要论述依据,藉由两个个案(图2)用以厘清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历程与个案空间机能转化原因。再者,从次级资料搜集与田野调查的来源为:①文化创意制度演变与空间发展沿革——《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前述主导了地方创意产业发展的蓝图与依据;②研究个案——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如,市/区政府)的空间作用力:(街坊文化创作型)田子坊、(边陲河岸大型仓库)M50及其文化消费产业空间的集聚。

      

      图2 研究个案范围示意暨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1.本研究绘制;2.2006年11月公布。

      个案表征颠覆了过去指令型计划的由上至下的规划思维,也充分地发酵了地区的空间文化特征;例如,表现在过去历史地理区位的生产空间集聚——文化创意产业大抵为过去的工厂地址,且近苏州河沿岸并散布在其北方的市区、或围绕零散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郊边陲为特性。此等“场所精神”可巧妙地被运用在以“小区经济”来发酵“空间规划”的在地诱因(local incentive):①田子坊:小区草根生活与街坊艺术工作者的文创经济共生,扣连在地的旧建筑空间文化;②M50:昔日厂房集聚与苏州河区位的(创作氛围)优势。本研究论述假设是,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改造,应与在地政府、开发商、艺文工作者、厂方管理者与当地住户所构成之地方成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等在地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s)有关。前述伙伴关系的倍力(empower)接榫了城市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如《文创法》出炉与奖励措施),顺势透过空间实践重组城市区域内部空间机能与地区产业经济,这是本文欲透过两个个案来投射研究命题之主要贡献。

      3 文献回顾与讨论

      本文欲揭示的乃是传统都市计划,系单以居住形式或环境硬件改造的理性规划及空间更新手法[6-7],显然不足以应付诡谲多变的全球化过程下,因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多样化、信息网络社会之运具改变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下之空间流动[8-9];导致都会区域内部各不同层级政府,透过空间产业转型、激发成文化创意产业,并逐渐成为城市再生与活化地方经济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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