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1-04-08 1 引言 中国已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人口规模化地向城市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集聚。栖居大都市，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在城市边缘地区居住，形成边缘化的聚居区[1]。进入21世纪，“第二代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开始成为此类聚居区的主体[2-3]。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具“城市人”特征，亦具长期定居城市之意愿。然而，在社会福利、市民权益及社会认同等方面，他们依然面临一堵“看不见的墙”[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视野首次投向“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北京.2009-12-31)，反映了对此群体进行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用于指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村户籍、在城镇就业的人群[5]。他们是未来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当代中国城市移民的核心组成部分。对这一群体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空间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认识此类人群的社会化进程，展现其群体行为格局与肌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城市“新移民”，主要基于如下考虑：①无论在行为方式、思想观念还是消费习惯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城市居民的诸多特征；②这一群体有更强的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且在城市逗留的时间不断延长，已符合“移民”的普遍定义；③从“新移民”角度探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建立与西方已有大量研究的比照与评判，进而发展中国城市移民理论与地理研究。 2 移民社会空间与社会网络研究述评 移民的社会空间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6]。经典之作如帕克等对芝加哥地区少数族裔社区的研究[7-9]，揭示了看似“无序”的底层移民社会结构的“有序”与“有利”[9]。20世纪以来，移民社会空间特别是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为欧美城市所常见，多元、异质、匿名的“城市主义”背景下[10]，移民社会空间往往与“传统”和“落后”相联系，被视为城市“边缘”或底层阶级聚居区[11]。相对的，也有研究认为，通过聚居，移民可以充分发挥其族裔社会资本力量，进而推动所谓“族裔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2-13]。总体而言，此类社会空间往往成为均质族裔聚居与经营的空间场域，多地处城市中心区，具有较强的文化和历史符号的印记[14-19]。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自由主义兴盛及福利国家势衰，社会分化的加剧带来更为分异乃至极化的社会空间结构[11,20-21]，移民现象变得更为频繁而普遍[22-26]；出现更为分化和隔离的城市空间结构[27-28]；移民社会空间正走向复杂化与多元化[29-30]。例如，Li Wei提出所谓“族裔郊区”(Ethnoburb)的概念[31-32]，指出北美的华人社区出现郊区化趋向，新移民不再是难民、贫民，而更可能是商业技术人才与跨国精英。依托所在社区与更为广泛的资本网络，新移民不再是底层阶级(Underclass)而是上层阶级(Overclass)[33]。基于全球化下“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34]，一种新的“跨国城市主义”正在兴起：通过频繁的流动，不断跨越边界的新移民可以将其社会网络在全球尺度展开[35]。 国内在移民方面的研究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包含部分社会地理学者的研究，其对象以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群体为核心[29-30,36-39]。已有研究表明，传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以地缘、血缘等乡土社会关系为纽带[40-41]，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空间[42-43]，与欧美早期的族裔聚居区相似。典型研究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1,44-45]，展现了外来人口通过“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塑造“非国家空间”(Non-state space)的过程。移民聚居的特定场域如“城中村”为研究者所关注，多聚焦于集体所有制“存续”下村落的“终结”或改造[44-45]。在多重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发展处于边缘地位，其存在使得中国城市空间更为分异与隔离，且多与城市贫困问题相联系[46-47]。总体上，已有研究多以社会群体特征分析为主，对其所在空间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在社会网络研究方面，对于该群体社会网络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问题，缺乏实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等逐步进入研究视野[48-49]，中国城市所面临的移民社会空间现象正不断走向多元与复杂，更为分异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似乎正在出现[50-51]。进入新世纪，城市移民的社会文化特征、经济背景与生产消费条件均已发生巨大变化。那么，与老一代相比，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是否呈现新的特点？原有城市外来人口所面临的分异的社会空间格局是否延续？或者，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所处社区存在何种关系，其社会网络能否跨越所在聚居区边界？等等。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为此，本文将选取广州城中村这一典型城市移民聚居区[44-45]，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机制。 3 数据及研究方法 3.1 问卷抽样和调研过程 以广州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区域。作为城市新移民聚居的典型城市，2009年广州流动人口达到616万人，常住与流动人口比例为1:0.8[52]。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广州城中村是移民聚居的主要场所，因此调研将在城中村内开展[44-45]。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3-4月中山大学与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合作开展的城中村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第一阶段在全市抽取8个城中村，第二阶段在每个城中村内抽取一定数量的受访者。广州现存138多条城中村，各村人口在几千到几万之间。由于广州目前尚没有全市层面的城中村调查，我们无法获得每条村的人口数据，只能采用以下方法提高抽样单元的代表性：剔除部分特殊的城中村，如亚运会前将被全面拆除的数条村[53]；鉴于流动人口主要聚居在市区与城乡结合部，抽样框仅包含位于上述区域的城中村[54]；最终的样本单元按与市中心距离进行排序，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8条村(天河区的石牌村、棠下村和上社村；海珠区的鹭江村、东风村和沥滘村；荔湾区的山村以及白云区的三元里村)(图1)。大体上，离市中心距离越近的村经济状况越好，人口密度和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越高，这样就保证了抽样单元在人口数量与经济状况等方面尽可能地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