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2/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1)07-0769-06 修订日期：2011-04-28 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渐至盛再而衰的历程，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城市与区域的实践结果则有目共睹[1]。1978以来中国也部分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但与西方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有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混合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体系和过程[1]。这种严格管控外汇流通的另类新自由主义实践体系，同样也对中国城市与区域政治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实践，本文特别关注地方化后的新自由主义对城市社会空间格局的重构。这种重构将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的变迁、城市社会空间以及城市物质空间三方面。这三层次的变迁、时空聚焦导致地理非均衡现象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发展：①持续的国家对外和区内贸易顺差与“国家公共福利消费-社会生产”分离之间的差异；②区域尺度范围内的地理非均衡性，即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区域城市化核心地区与边缘化区域之间地理分异持续发展；③持续的城乡社会之间差异与内部分异。 1 自由主义城市研究的回顾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以国家干预为显著特色的福特-凯恩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得以迅速发展。这严重地挑战了自亚当·斯密以来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社会思想价值体系根源——绝对的自由主义[2]。为此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就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努力向国会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美苏争霸期间借助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并实施推翻南美民选政府之际，号称“芝加哥男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术俱乐部在国会支持下向该地区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该俱乐部的成员主导了南美新经济制度环境的设计——例如在智利，引导皮诺切特独裁政府除了独立把持国家命脉的铜矿外，将其余社会经济活动向西方自由资本开放。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政府调节、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增殖的经济分配供给经济流派、理性的权威与自由贸易等思想意识的综合体。虽然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战争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使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处境艰难；但是在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不仅在西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随着关贸组织(世贸组织)(GATT(WTO))、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世界银行(WB)、西方七国集团(G7)等跨国机构的兴起，带动新工业国家(NICs)的迅猛崛起。1978年以来，中国也逐渐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敞开社会生产市场。 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相关主导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或重心明显出现由制造业向银行倾斜的趋势，继而向国际信贷行业等金融投机业转移，以满足过度积累的需求。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入侵的“珍珠港”事件中，美国传统汽车制造等行业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就已经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蒸蒸日上的华尔街金融投资业。这一点在2008年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和后继者民主党奥巴马总统都采用拖延解救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行业的政策——渐进破产重组政策进一步注解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经济权力结构重构的潜意识。事实上，这一历史导向或发展转型的社会经济后果意义深远：①一方面，西方蓝领工作岗位逐渐转移到边缘国家，降低了本土相对高昂的人力支出成本，维持了高剩余剥夺前提下的灵活资本积累进程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福利水平上升而受到根本性损害；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语境下，随着产业和就业岗位全球尺度下的地理扩散，全球产业工人实际福利水平的持续下降，为跨国资本获取利润、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危机。②在新自由主义时空构架下，一方面，尽管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但是利润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生产与分配的非均衡性后果显著。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水平持续绝对或相对恶化，在医保、劳动保障社会化等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实践就是例证。③一方面，非均衡地理差异在全球尺度迅速内扩大；另一方面，在区域内部，城市社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以及城乡差异持续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东南亚，社会分配问题则更被进一步激化为诸如泰国、菲律宾等美式民主国家的街头血腥政治冲突。 围绕这一历史、地理过程，西方在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城市规划等学科展开相关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给予此领域特别的关注。哈维(Harvey)、斯密斯(Smith)、派克(Peck)和布莱诺(Brenner)等学者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制度环境这两个视角予以解析[1,3～6]。哈维和斯密斯指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地理非均衡发展后果是——资本再生产与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时间、空间成功地转移或嫁祸。他们进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尺度内的实践是典型的社会财富转移手段和经济社会危机转嫁的途径。布莱诺等人侧重新自由主义城市与区域政治经济管制环境的变迁研究，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更多的权力集中、财富集中；但是这种地理非均衡的发展带来的既是资本再生产的新机遇也是未来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