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1-0017-15 从10到11世纪，太湖以东地区农业开发加快，交通拓展，水环境迅速变化。由于宋廷以漕运和围垦利益为要，综合治水工程难以实施。水利学说在一些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了吴越国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试图走出困境。11世纪中叶，圩田开发开始关乎地方官员的考成，水利学说再次兴起。有关水利古制的光环，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所谓“五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为特征的完备的农田水利蓝图，屡屡被水利学家和官员推崇和宣扬①。11世纪是太湖地区农田水利和水利学说兴起的显著时期，后世江南水学的特点，可以借用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所言“群言众说，各有见焉，择其可行者，裁而行之”② 来概括，也即是说，11世纪的范仲淹、郏亶郏侨父子以及单锷等北宋各家的水利学说，不断地为后世学者和官员所讨论和修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水利学说对北宋诸家的论点有着不同的择取，不过这种理论择取并非代表着太湖水利知识史的演进，而是反映了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点的转移，因为这些论说基本没有超出11世纪水利学说所讨论的范畴。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通过宋代以后江南水学文献的分析，考察水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诚如达尼埃尔·罗什之言：“考虑并了解同时代人分析环境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的方式。”③ 缪启愉、张芳等前辈学者曾对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发展历程，以及圩田技术进行了开拓性研究④。近两三年来，王建革详细梳理了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水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主线，深入讨论了吴淞江流域由大圩向小圩田制的转变、由塘浦大闸向泾浜体系的过渡、耕作制度与农田景观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⑤，基本理清了11世纪以后塘浦圩田水利格局演变的线索。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水利、水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 赵霖的水学与北宋后期开浦工程 12世纪比较有影响力的水利学说首先是政和年间（1111—1117年）赵霖的水学，其治水三策分别为开治港浦、置闸启闭和筑圩裹田。赵霖在12世纪初年得到朝廷信任，得以一展身手，这与11世纪后期苏州治水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熙宁年间郏亶和沈括的治水均以失败告终，熙宁八年（1075年）的大旱引发了不少水利学家和官员的反思和讨论。熙宁后的元丰年间，苏州治水出现转机，在元丰六年（1083年），枢密院裁定苏州设开江兵八百人，专治浦闸。宋徽宗即位伊始，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采纳了言臣的意见，“愿推广元丰修明水政”，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令苏州开河⑥。 12世纪初年，不少官员对苏州治水的态度较为现实，他们并不拘泥于所谓高地、低地水利兼治的古制，而是着眼于解决当时低乡积水不泄、高乡渐失潮灌的困境，在全盘统筹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主张便宜行事，开江兴利。譬如，在大观元年（1107年），中书舍人许光疑在上奏中便明确提出，面对苏州水患，“莫若开江浚浦……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在他的推动下，大观三年（1109年）两浙监司委任专员，“置十九师”，重点疏浚了吴淞江。紧接着，在政和初年，提举常平徐铸“修松江隄，易土以石。辟常熟水田数百顷，为之疆畎”⑦。这种虽不完善却不失为积极的治水施政，显然收到了可观的效果。在政和六年（1116年）四月，朝廷进一步推动了苏州治水，令郡守庄徽委任户曹赵霖在苏州讲究水利，并在九月份差赵霖出任两浙提举，措置兴修。其时“水患日久，占压良田甚多”，而且九月份已“去农隙月分不远”，因此赵霖“疾速发赴新任”，领受御笔，得以节制诸路监司州县官员⑧。这便是赵霖治水的时势机缘。 在理论框架上，赵霖的水学继承了11世纪范仲淹关于筑堤、浚河、置闸的“三合一”水论，不过从内容上看，其表述透露出新的水利问题。朝廷在政和六年（1116年）委任赵霖治水的出发点很明确，即是开浚三十六浦并置闸，在11世纪中叶，通过疏浚东北大浦权宜泄水的作法一度较为流行，12世纪初年则增添了“置闸”这一突出内容。在赵霖之前，郏亶之子郏侨已经指出了只知开浦不知置闸所带来的长久之患，他分析了11世纪开浦的两重失误：首先是在高乡开浦时，由于没有按照高低地貌来调整开挖的深度，导致开浦后高乡河床仍高出低乡许多，不利于低乡积水通过大浦东泄高乡；另一方面，官方在开浦后没有加以管理，高乡浦口虽然曾置堰闸限制浑潮淤浦，然而地方豪强贪图潮灌之近利，不随潮势启闭堰闸，从而加剧了高乡大浦的淤塞⑨。到了12世纪赵霖治水时，这种趋势愈发明显，据赵霖所述，昆山和常熟两县大浦的淤塞，就与两县滨海、沿江一带即高乡地带的农垦有直接的关系。冈身及濒海地区为防咸潮，改闸为坝，沿江地区则沿浦开沟，截取回潮之水，种种举措导致了潮水回流不畅，浑沙沉积于高乡浦身，淤高河床，这也就进一步阻碍了低乡向东泄水⑩。明晰了这种状况，就不难理解为何官府在这一时期下力整治东北大浦了。 赵霖的水论是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上呈朝廷的，其中根据朝廷下达的治水重点，集中论证了置闸的必要性和整体安排，赵霖也由此被后世不少水利学家奉为置闸专家(11)。12世纪初官方的开浦置闸，还有另外的利益考量，从赵霖所陈置闸之“五利”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