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就业—居住平衡（Jobs-Housing Balance）是就业和居住空间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型，是西方规划师在应对所谓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引发的“城市病”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规划理念[1]，其基本内涵是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2-3]。根据职住平衡的概念内涵，所谓的职住分离度量分为数量的平衡和质量的平衡。其中，数量的平衡是指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岗位的数量和居住单元的数量是否相等，一般被称为平衡度（Balance）的测量。其测量一般采用就业/居住比率，即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岗位与家庭数量比[2,4]。在既定的范围内，两种极限情况其度量结果完全相反，如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单元数量相等，即可以表示职住完全分离，又可以表示职住完全平衡。质量的平衡是指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住并工作的劳动者数量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自足性（Self-contained）的测量，其测量一般采用托马斯（Thomas）提出的“独立指数”（Independence Index），即在给定地域内居住并工作的人数与到外部去工作的人数的比值[5-6]。但该指数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即假定去外部工作的人，均为所在区域的外围地区，职住分离强度非常小。因此，该指数对于区域范围的限制非常高，且无法从时间或距离的角度进行分离强度的度量。针对职住平衡的外部特征有较多的研究，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数据，通常是基于机理分析时，与相关要素的价值表现形式一起表现出来[7-9]。如论证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时，实际表达的就是房价的空间分异特征所投射出的职住平衡特征，即高地价和低房价地区职住平衡通常较弱，区间范围内相对较高[10]。但相对而言，这种外部特征具有片面性，是缺乏数据支撑的。基于数据调查的分析，往往因为样本数量较少，难以全方位解释其整体的规律特征。最近，孟斌采用问卷调查为主，结合相关统计资料对北京市职住平衡进行了研究，对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进行了研究，为多样本研究奠定了基础[11]。但因为职住平衡本身是一个复杂科学，包括诸多的内容，因此具有丰富的研究空间。本文在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从新的视角构建职住分离的度量指数，并从分离强度及其演变、流向与集聚等不同视角进一步揭示北京市职住分离的外部空间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市轨道交通对职住选择和分布影响研究”的调查问卷（2009年）。调查基于轨道交通线网的建设情况，兼顾中心区—外围区，新建区—建成区，新线路—老线路，选取了轨道沿线的11个样本区，分别为和平里、崇文门、石景山、知春路、天通苑北、回龙观、望京、通州北苑、宋家庄、马家堡以及亦庄地区（图1），每个样本区完成1000份有效问卷。另外，还在全市各区位均匀采集了非轨道交通沿线地区样本，有效样本1200份。调查主要采取拦截访问的形式，每个样本区80％的问卷在地铁站点2 km以内不同类型的居住小区里访问，20％的问卷在该样本区的轨道交通站点拦截访问[12]。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年龄分布、性别等指标符合全市总体数据分布规律。该项调查的主要指标有居住地选择因子、职住地分布、通勤时间、通勤距离、通勤成本、家庭、就业以及出行方式等方面的37个二级指标。特别是调查对样本区人口迁移历史数据变化进行追踪，以期对职住分离的空间特征、分离机理等进行深入的解析。
图1 研究样本区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ites 2.2 度量模型 2.2.1 时间/距离指示法 采用频数分布法（frequency distribution），根据不同样本区范围内居民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统计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每个样本区在北京市范围内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作为分离强度的判别指标。即通勤时间越长，通勤距离越大，表明其职住分离的强度越大，反之则越小。通常，时间和距离的计算都用算术平均（average），或取中位数（mean），辅以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等形式来表现，揭示内在的规律性。但假定95％的居民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5％的居民通勤时间超过80分钟，则算术平均的通勤时间就要明显被少数远距离通勤者放大。采用频数分步法，则能够有效减少个别居民的特殊性对总体通勤时间的影响，更加准确地反映出总样本范围内的通勤时间。同时，样本数据是完全相同的，如果用算术平均计算，结果是一致的，但因为分布规律的差异，采用频数分布法计算，其最终结果且存在很大的差异（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