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市大规模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引起的职住分离和通勤问题是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类研究逐渐由对古典经济学假设——居住条件和通勤成本的替代关系——的验证转向讨论城市空间结构性要素和政策性要素对弱势群体就业机会和生存状况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空间错位理论（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这一分析框架将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和就业联系起来，从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的角度揭示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重构中的生存状况。该理论认为，由于就业岗位的郊区化、住房市场上的种族歧视等原因，美国大都市区内城往往出现黑人居住人口多于适宜就业岗位的状况，从而导致内城区黑人的高失业率、低工资和长距离通勤[1]。该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验证在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内城区黑人在居住、就业机会上面临的诸多空间障碍（Spatial Barrier）[2-7]，并逐步拓展至对更广泛的城市空间不平等及其制度性或者政策性因素的讨论[8-10]。研究发现，城市重构中职住空间错位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黑人居民上，而是包括低收入者、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都可能面临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约束。并且，这种空间错位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就业郊区化、住房政策等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响应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各大城市均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城市空间上的职住分离事实。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城市空间扩张、居住郊区化等带来的职住空间错位现象[11]。已有研究多围绕通勤空间、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等的影响因素展开，并且主要是基于对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12-18]。柴彦威等[12]构建了基于居民通勤出行的微观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提出可以结合居民属性因素对近、中、远距离通勤进行关联分析。周素红等[13]发现广州市典型街区通勤直线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的相关关系微弱，而与居住街区人口密度、距人口重心的距离分别呈负、正相关，与步行、自行车呈负相关，与公共汽车呈正相关。李强等[15]发现迁居拉大了回龙观、天通苑大型居住区居民职住空间分离程度，增大了出行预留时间。王冬根等[16]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单位制度残留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刘志林等[17]则基于职住距离指标，对比了不同类型住房产权、社区之间居民职住分离状况的差异。孟斌等[18]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通过对居民通勤时间、通勤流向等微观特征的分析，得出北京市存在较严重的职住空间错位状况。 上述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类型的居民在通勤行为上的差异，而没有直接考察城市空间结构错位的影响。尽管中国城市不存在美国的种族差异问题，但职住分离这一趋势对不同的城市居民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可能加剧低收入者、下岗工人、外来人口等群体的弱势地位，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和空间问题[19]。王茂军等[20]在采用决策树法分析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影响因素时，讨论了街道就业密度、10站以上的公交站点数和地铁站点数等物质空间变量的影响。但其隐含的前提是理想情况下居民在本街道就业，并没有考虑到居民的跨街道就业和其他街道居民对本街道就业岗位的竞争。另外，有学者指出，通勤特征并不能作为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直接测度，并且国外单独基于通勤特征的实证研究也未能得到统一的结论，并不能直接证明空间错位现象的存在[21-22]。DeRango[23]认为，通勤时间或者通勤距离并不是准确的空间错位验证指标。这是因为：①认为长距离或长时间通勤反映空间错位，其前提是内城居民能够在郊区找到工作，但是严重的空间错位可能反而限制了低收入者的求职空间；即空间错位既可能导致长距离通勤，也可能限制其通勤空间范围；②长通勤时间还包括了高收入人群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主动远离就业地居住的情形，这种基于个人偏好的主动选择和职住空间错位的被动响应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交通工具的改善来弥补职住分离的负面效应；③通勤时间指标无法区分就业岗位信息搜索能力差异，而低收入者等弱势人群难以获取远离居住地的就业岗位信息，公共交通的高度依赖性也压缩了搜索空间；④单纯利用通勤指标，仅仅考虑了就业者而忽视了失业者，存在较大的样本选择偏差[24]。 近年来基于空间错位理论的实证研究，更重视首先在都市区尺度上测度城市居住与就业岗位的空间不匹配程度，以作为空间重构异质性的指标，并分析其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的影响[25-27]。徐涛等[28]采用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了北京的空间错位指数，但并没有考虑到就业机会的距离衰减、某社区居民到周边社区就业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竞争本社区就业岗位等问题，这些问题恰好是Houston[24]所明确指出的。Ong和Blumenberg[29]和Shen[30]提出采用就业可达性（Job Access）指标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直接测度，并分别提供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就业可达性旨在反映城市中不同地域单元的潜在就业人口与周边潜在工作机会的匹配状况。社区就业可达性指标越高，说明就业与居住人口的匹配程度好。若各社区的就业可达性指标得分差异悬殊，则表明都市区内部职住匹配的空间异质性程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