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0585(2011)03-0477-09 修订日期：2010-07-29 1 引言 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是历史旅游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认识古代旅游文化与服务当今旅游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目前西方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海滨胜地、乡村度假屋与矿泉疗养地，运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探讨上述对象的景观变迁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Gilbert于1939年即对英国海滨胜地的发展进行了研究[1]。Towner探讨了欧洲乡村度假屋与矿泉疗养地的发展，认为16世纪及其以后由于休闲需求的增加，乡村度假屋由城市边缘向郊外扩散，欧洲旅游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矿泉疗养地的旅游的发展上[2]。国内学者在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龚胜生研究了中国宋以前矿泉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宋以前医疗保健、旅游与宗教对矿泉的开发利用[3]。吴必虎通过对中国古代诗词中山地的描述与地名记载的统计分析，探讨了中国古代山地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4]。陈国生分析了如何利用方志对古代旅游资源进行挖掘与保护的问题[5]。此外，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研究也散见于旅游史、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学等的有关研究之中。龚胜生等对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做了定量分析[3，4]，但目前有关古代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以及类型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定性的。2004年以后，河南大学出现了一批研究旅游资源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对历史时期特定地区旅游资源的类型、特点及其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也主要是定性研究，且少关于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的研究。目前关于明代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的研究也局限于定性的描述及特定地区的研究。 对某一历史时期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定量的、全国范围的(非特定地区的)研究有赖于文献资料对旅游资源的翔实记载。有明一代，旅游实践与理论都有所发展，且“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6]，出现了专门记载与推介旅游景点的书籍，为上述研究提供了条件。成书于晚明时期的《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本。本文以《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中所记旅游景点为对象对晚明全国范围(两京十三省①)的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图表与统计分析，探讨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旅游文化的认识与促进对传统旅游资源的挖掘。 2 数据来源 2.1 《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 《三才图会》为晚明王圻(1530-1615年)、王思义(王圻之子，生卒不详)所编类书，书成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三才图会》图文并茂，为较为通俗的民间读物，其中的十六卷“地理”，主要内容为晚明两京十三省的主要旅游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主要景观及其特色的介绍，是名副其实的旅游指南书与旅游景点名录。明人唐国士说，王圻“游足迹殆半天下”，他与王圻“由江而淮，由淮而洛，抵神都(洛阳)以续食，所经覆视纸(地理图)上毫发不爽”[7]。虽“毫发不爽”有夸张，但足见《三才图会·地理》是在一定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成书的。再者，有学者认为，“明代类书之作繁多，然图文并茂者，仅王圻父子之《三才图会》及章潢之《图书编》二书，王书之浩博远胜章书。”[8]因而该著具有较高的旅游地理文献价值。 《名山胜记》又名《游名山一览记》，为晚明何镗(1507-1585年)、慎蒙所编的专门的旅游指南书与景点名录，书成于万历四年(1576年)，为雅俗共赏的读物，其内容主要为晚明两京十三省的主要旅游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主要景观及其特色的介绍，以及与这些景点相关的名人游记。《名山胜记》实为慎蒙在何镗《名山记》(《古今游名山记》)的基础上“删繁削冗，复纂诸通志之所未及者以补记文之缺，并入前贤之题咏”[9]而成，其中“《名山记》者(占)十之六，而增通志及别集所得记文者(占)十之四”[10]，并“使都(城市)之略者益之，以详何之所记”[9]。可见，《名山胜记》不仅是《名山记》的增删，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城市旅游景点，成为名山与名胜记，使之在旅游指南书与景点名录的意义上更为完整。因而该著也具有较高的旅游地理文献价值。 一般说来，“凡是能够造就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环境的自然事物、文化事物、社会事物或其它任何客观事物，都可构成旅游资源”[11]。简而言之，旅游资源就是旅游吸引物。但需进一步说明的是，旅游资源可以分为潜在的旅游资源与现实的旅游资源两大类。潜在的旅游资源是可以开发并有可能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现实的旅游资源则是已经得到开发并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显然，对历史时期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只能是对现实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即对当时已经得到开发并成为旅游景点的旅游吸引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历史时期的旅游资源是指现实的旅游资源。明代以前，少见有旅游资源或景点的专门记载，有关记载主要散见于地理总志或方志中的“形胜”“山川”“古迹”“景致”等条目。明代地理总志(如《大明一统志》)或方志(如《南皮县志》)中当然也有这些条目方面的记载。虽然这些条目中记载有不少“胜景”，但编著地理总志或方志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做旅游指南与景点名录，而是用于资治、教化与存史，其中方志就兼有地理志和地方史的特征[12]，其中所记“胜景”不一定是旅游资源。“胜景”成为旅游资源还必需具备一定的通达性、设施与知名度。因此，现在无从确定地理总志与方志所记“胜景”中哪些是旅游资源。而《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所记“胜景”都是旅游资源，是编著者依据当时的“胜景”的知名度与旅游实际状况筛选出来的，其中一些来自实地考察，其中一些则是来自地理总志或方志、名胜志与游记。明代旅游的发展使游记与名胜志大量涌现。游记对旅游资源的记载是零散的。名胜志对旅游资源的记载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像万历年间(1573-1620)田汝成等的《西湖游览志》、邬鸣雷等的《麻姑山丹霞洞天志》为小尺度空间的景点(区)的旅游资源的记载，万历年间曹学佺的《四川名胜志》、张鸣凤的《桂胜》则是一省或一府范围的中等尺度空间的旅游资源的记载。现有文献中，以上两类名胜志所记区域加起来也不能涵盖全国，且成书时间与资源标准各异，不便对资源数量进行统计。类书《三才图会·地理》与名胜志《名山胜记》则是少见的全国范围(两京十三省)的大尺度空间的旅游资源的记载，本文主要是对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进行全国范围的研究，因此以《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所载旅游景点为数据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