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1)02-0212-06 修回时间：2011-01-16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公平、公正为根本出发点，构建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就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在空间的配置上要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兼顾问题，协调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科学的测定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揭示其空间分异机制，可以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提供科学必要的决策和参考。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从财政学、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的比较多[1-9]，很多学者直接采用财政均等化的相关指标来反映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只有少数一些学者对中国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展开了一些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敏纳、覃成林以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对1990年来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差异的特征与变化机制展开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有一定的耦合性，区域间差异总体上偏大且近期呈逐步扩大态势[10]。郭琪以单位面积通车里程数、万人大学生数、万人拥有病床数和人均财政支出等指标研究中国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指出中国区域间公共服务差异明显，其中在健康、行政和治安方面的差异最为显著，除教育和健康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外，其他则有扩大的趋势[11]。王磊以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3个指标作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选取13个省市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区域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12]。张恒龙等用区域间财政均等化程度表示公共服务发展的均等化程度，对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均等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中国区域差异大，人口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人们无法通过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目前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区域间公共服务差异的绩效十分有限[13]。总体上讲，目前关于中国公共服务的研究成果中对中国公共服务区域差异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很少，并且研究中国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空间尺度、范围也有局限性，评价指标不够合理以及计算方法上的选用上存在一些问题或不够规范，深度还存在一定不足。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重新构建了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指标体系，利用物理学中的熵值法从更小的空间单元(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测算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拟在我国整体空间上发现一些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差异特点，分析其机理，并期待能够提出一些协调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差异的对策，供学者或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1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内涵及其差异的测度 1.1 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的内涵及评价体系的构建 研究基本公共服务，界定和理解“公共服务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对此，国内学者根据我国情况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并没取得共识，甚至还存在较大分歧。根据学者们对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大小的认识差异，可以将它们的观点归纳为三种[14]：第一种是“窄派”观点，主张将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具有公民权利的性质的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均等化范畴，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宋迎法、包兴荣等；第二种是“宽派”观点，认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服务，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经济性服务，以及一般行政管理、法律、司法等维持性服务，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这种观点以陈昌盛等为代表；第三种是“中派”观点，主张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要适中，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强调把就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益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性服务等纳入均等化范畴，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常修泽、陈海威、辛呜、朱玲等。本文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先满足两大方面即：民生类公共服务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这两方面应该包含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信息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本文在前面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同时考虑评价体系系统性、完整性，交叉数据的取舍选取，统计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体系的可推广性等原则的情况下，设计了一个如表1所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来测度评价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差异。
1.2 测度方法——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15]，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15-16]。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该指标的权重越小。熵值法计算步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