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6-0001-06 修订日期：2010-11-17 1 引言 地方(Place)作为人文地理学最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一直以来都在关于人与地域、人与环境的学术探索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地理学界对于“地方”内涵的认识复杂而多样。“地方”在人文地理的语境中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但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已经认识到，“地方”概念中地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地方内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早在1940年代，Wright即通过“地理认识学”(Geosophy)概念，阐述了地方作为一种意义建构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的形式与结构。在早期人地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当代人文地理学应从人类社会实践与经验的角度出发，以人之主观性为基础，重新对地方以及其内在的隐喻进行概念化。从地方所承载的主观性意义出发，对地方进行重新认识[1,2]。20世纪中期，在欧美人文地理学的定量化、理性化以及实证化思潮的影响下，地方这一概念的内涵被认为与现代性与科学性的理性与实证价值取向相违背，相关研究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3]。但在1970年代以后，以段义孚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地方”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自其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开始[4]，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语境中被定义为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5]。与抽象、理性化的空间概念相区分。主观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是建构地方最为重要的特征[6,7]。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经由人类主观性(Subjectivity)的重新建构与定义，超越了空间实体单纯的物质性，进而成为了一种充满意义、且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的社会与文化实体。正如Relph所言，地方意义的精华在于无意识的能动性使其成为了人类“存在”的中心，以及人类在整个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定位自身的一个坐标体系[6]。 另一方面，地方的意义与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与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我是谁”的方式[8]。认同的建构是在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而在这一系列符号或隐喻之中，人与社会群体栖居的地方无疑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只有明确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在一个空间意义系统中所处的坐标、个人或社会群体才能完整地认识自我、诠释自我。Heidegger以“栖居(Dwelling)”概念描述了自我与地方之间联接与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地方与自我之间的社会、文化与情感联接表明地方对于自我来说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抽象的、物质性的生存空间，更体现出了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体系[9]。Casey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出发，指出地方与自我在一个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亲密的相互联系；由此，地方成为自我的一个隐喻，发现地方即是发现自我的过程[10]。地方建构的核心在于自我的“惯习(Habitus)”，即不断重复的空间行为与空间体验在自我中的内化。人通过日常的“定居(Habitation)”不断重复对于地方的体验，通过与地方不断的互动过程，使得地方成为定义自我的一个关键元素。由此，人被特定的地方所“标记”，成为地方所定义的客体[10,11]。可以说，个人或社会群体通过对地方意义的体验与诠释，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的存在[12]。地方与认同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地方构成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的一部分，而社会与文化意义又通过不断的空间实践将意义记录在地方之中[13]。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的社会理论提倡重新关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的地方因素，从地方与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关系出发，研究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地方性与主观性的作用。 鉴此，本文从地方、地方意义与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欧美主流地理学文献中关于地方与认同关系的部分经典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总结出他们关于地方与认同研究中主要的研究视角，旨在通过整理其对于地方概念以及地方与认同关系的再认识，从而对地方与认同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形成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探讨欧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研究对于国内研究的引导与启示。 2 地方与认同关系的主要研究视角 2.1 现代性，空间与地方认同 自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以来，现代性过程便不断对地方与地方的意义进行着重构，从而影响个人与社会群体基于地方的身份界定与自我认同。而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化与理性化的过程，也使得空间-地方这一人文地理学概念中独特的二元结构成为欧美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中，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涵。前者通常是社会与经济活动发生与分布的物质性载体，体现的是抽象的、物质性的空间过程，实证性的科学原则以及普世性的空间法则；与之相反，后者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区域特征，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多样化的空间实践，以及地方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义[7,14]。在全球化语境下，空间代表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经济与资本要素的流动，而地方体现的则更多是与全球化力量处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并根植于特定地方性语境的日常实践活动对全球性过程的重构[15，16]。泰勒用“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这一概念描述了现代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地方认同的影响。他指出，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理性化与无差别的空间过程与空间法则作用于地方性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使独特的地方之间不断呈现同质化，从而消解了地方的文化意义，干扰了个人与社会团体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而在现代性力量的作用下，个人与社群的认同不断受到来自地方外部力量的干扰，基于特定地方的认同边界逐渐被模糊化，认同不断地从地方的社会与文化网络中被剥离出来[14]。尤其是在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背景下，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被抽象的国家认同所掩盖。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对领土进行着理性化的空间重构。而地方原有、精细的社会文化结构则被理性的空间过程所忽视。 现代性力量在技术与生产方式层面上为人类社会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却又在地方性层面上束缚了人类社会创造地方意义以及定义自我身份的能力。Oakes将现代社会的这一特征称作“现代性的悖论(Paradox of Modernity)”。他通过对《浮士德》与《德伯家的苔丝》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分析提出，现代性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中：一方面，人们珍视地方性所代表的日常的空间实践以及独特的身份建构方式；而另一方面，基于地方的认同却又处在理性的空间法则的威胁之下而不断的被消解、重构甚至被抹杀[17]。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地方被贴上“传统”、“非理性”、“非科学”的标签。具体的基于地方性的身份认同则被消解在了抽象的空间形象之中[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