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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要介绍时间地理学思想及其早期规划应用的基础上，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时间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过程，着重讨论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指出了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工具化及主题多元化等发展趋势。
gerstrand)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旨在表现并解释时空间过程中人类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论[1]。时间地理学从提出初期就尝试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将个人时空制约的分析应用于指导城市资源配置的实践中，雷恩陶普(Lenntop)开发的用于交通规划方案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就是对时间地理学的直接应用[2]。近十多年来，时间地理学与GIS、GPS等高端技术密切结合，关注城市居民使用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的社会现实，不仅逐步完善与发展了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3]。本文在简要介绍时间地理学思想及其早期规划应用的基础上，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时间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过程，着重讨论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指出了时间地理学的工具化及主题多元化等发展趋势。 2 时间地理学及其规划导向 2.1 时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 时间地理学思想起源于哈格斯特朗早期对瑞典人口迁移研究的思考。借助详细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他追踪了研究区域中每个个体的运动轨迹，发现传统的区域科学中，宏观汇总模型将人口进行机械的划分，并孤立地分析各个人口子群体，这一做法存在重大问题，因为这样会忽视个体行为决策时所处的具体时空情境性，会直接影响理论的构建以及宏观层面的汇总规律[4]。哈格斯特朗反思实证主义的汇总研究，重新审视汇总现象背后的个体差异、微观过程以及社会机制。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哈格斯特朗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不断发展着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并在瑞典的规划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应用[5]。 时间地理学理论构架的核心是哈格斯特朗的时空观与行为观及其对人的基本假设。首先，哈格斯特朗针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提出了八条根本性的命题：(1)人是不可分的；(2)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3)人在某个时间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能力是有限的；(4)每完成一个任务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5)人在空间中的运动需要花费时间；(6)空间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7)任何领地空间都存在一个有限的外边界；(8)现状必然受到过去的状况的制约[6]。其中，最为根本性的假设，也是最能体现时间地理学时空观的根本假设，即是对个体而言，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资源，并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此逻辑之下，哈格斯特朗发展出了一套在时空间中表达微观个体连续的行为过程及行为机制的概念体系和符号系统。时空间中的路径是对个体行为过程的模式化表达，而时空棱柱的形态综合反映出个体出发地点、移动速度、活动计划以及活动目的地所施加的组合制约等时空行为决策的微观情境性，是对个体行为所承受的生理、物理及环境制约的模式化表达。时空棱柱不仅能够用在个体层面，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在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社会被理解为由诸多个体路径所编制的网络，其中穿插了一系列时空间中的驻点、活动束和领地[4]。于是，时间地理学关于社会模型便可在三个层面开展。在个体层面，路径是由个体在各种制约下由时空间中的运动轨迹和停留点所组成，对路径的描绘能够直观地揭示和比较不同群体的行为特征。在驻点层面，借助时空棱柱的形态可以分析活动的时间分配和空间分布，以了解城市节奏和活动系统。在社会结构层面，分析特定群体的时间供给和需求，了解如何通过将个体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配来实现社会系统的能力[7]。 除了强调对时空间中个体的关注，时间地理学另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强调制约，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强调个人“选择”与“能动性”的行为主义理论。时间地理学派认为，如果纯粹认为活动是价值选择的结果而过分强调行为的心理学机制，则难以对行为结果进行调控。因此，时间地理学选择了注重“制约”的分析，不仅关注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外部行为，而且试图去分析那些没有发生的计划行为以及行为发生以后企图改善的期望行为。改善物质环境来减少制约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并提高个体选择的能力，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所以，1970年代以后隆德学派将时间地理学理论成功应用于瑞典的城市和区域规划之中。 2.2 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导向 “二战”以后，瑞典面临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和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大量资金投入到住房、通讯、教育、医疗设施方面。哈格斯特朗及其隆德学派在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参与瑞典的区域和地方规划，对交通道路建设、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商店区位选择与商业规划、学校选址规划等进行研究。哈格斯特朗积极参与中央及地方层面的规划，参与政府工作，与规划界展开交流，不仅开拓地理学者的就业市场，而且促进学科间的交流，推动多学科的研究；哈格斯特朗提出的地理编码及计算机制图等新方法，推动了瑞典人口普查和房产普查数据的空间和时间精细化与标准化，其研究成果直接指向瑞典经济区域重构，对瑞典与欧洲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8]。 哈格斯特朗在70年代初将时间地理学思想介绍给瑞典的区域规划学界。他选择了规划实践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如交通、住房等公共资源配置与个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并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深入思考与阐释。哈格斯特朗将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观、行为观引入区域政策研究与区域规划中。时间地理学不仅仅停留在对时空间中个体运动的表现方式，而是企图成为理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新思维，成为理解个体如何形成并影响社会、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制约的新思维。个体在时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个体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的可达性应当是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并且在汇总平均的基础上，需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不仅关注正常人，还需关注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