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作者简介:
贺灿飞(1972-),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5164M),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和区域经济等研究。E-mail:hecanfei@urban.pku.edu.cn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朱彦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 510855 朱晟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字号: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日益深入,产业集聚式发展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第三意大利”传统产业群、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的电子产业集聚、英国剑桥的高保真器材集聚和德国斯图加特的机床产业集聚成为全球产业集聚的成功范例[1]。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制造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越来越集聚,在沿海省区如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形成了众多产业集群,如温州鞋业集群、大唐袜业集群、昆山电子产业集群和宁波和虎门的服装业集群等[2]。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聚形成机制,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外生资源禀赋的重要性[3]。新贸易理论强调企业为了追求内部规模经济和节约交通成本而选择相互临近,集聚在市场可达性好的区域[4]。新经济地理模型则将认为产业联系导致上下游企业相互接近,产业联系和交通成本相互作用促进产业地理集聚。交通成本与产业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交通成本很高或很低时,产业比较分散,而在中等交通成本时,产业比较集聚[5]。产业地理集聚还受到其他外部经济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共享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等[6]。在中国,制度环境同样影响产业地理集聚[7]。市场化强化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可能激励中国产业的地理聚集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7-9]。经济决策权下放和财政分权导致了激烈的区域竞争,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激发了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相互模仿,使得产业区位偏离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不利于产业地理集聚[10],增加值高、利税率高或价值链长的产业地理格局尤其受到这种政府行为的影响[11]。

      随着新区域主义和“新经济地理”的发展,产业地理集聚成为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Ellison和Glaeser较早利用企业数据研究美国制造业集聚[12]。之后国外学者通过各种方法测度产业地理集聚,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地理格局,发现自然优势、溢出效应、劳动力效应、交通成本、规模经济、产业联系等诸多产业特性均影响产业地理集聚[12-1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中国产业经历了空间重组[7-9]。近年来学者对于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逐渐深入,采用不同方法揭示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存在性以及产业差异性[8,17-19]。实证研究发现一系列产业特性与产业集聚显著相关。如白重恩等发现产业国有化程度和利税率与产业地理集聚负相关[17];贺灿飞等发现参与全球化程度、规模经济等与产业集聚正相关[18];Fan等发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更加集聚[8]。上述研究验证了区位论、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部分适用性,也强调中国产业地理集聚机制的特殊性,如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国有企业比重等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国家的集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如Maurel和Sedillot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产业集聚,发现两者位序相关系数只有0.6[14];Devercux等比较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产业地理集聚,发现一些产业在不同国家的聚集程度差异明显[1];Barrios等发现葡萄牙产业较比利时和爱尔兰产业更为集聚,爱尔兰产业集聚程度与葡萄牙和比利时产业集聚程度排序的相关性很低,并认为国家特定因素如基础设施、地理区位、规模等是造成产业集聚国别差异的原因[20]。这些研究表明,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与产业所在的区域环境显著相关。

      中国各省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参与全球化程度以及政府行为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在不同省区内集聚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现有文献中,一些研究探讨了个别省区内的产业集聚。刘春霞等研究了北京市制造业的地理集聚[21],谢叙祎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上海制造业的集聚动因[22];贺灿飞和朱晟君对比了江苏和安徽省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制度环境以及产业传统等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差异性[23]。同一个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可能比较集中,而在发达地区会分散布局;同样地,在城市化水平高的省区,产业可能布局在更多城市,从而更为分散;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推动产业的分散,尤其是一些严重依赖交通投入的产业和上下游联系很强的产业,同时也可能促使一些产业集中在少数地方,尤其是一些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在我国渐进式转型的背景下,省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可能导致同一个产业在不同省区的地理集聚水平的显著差异。现有文献基本还没有涉及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性问题,没有回答“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域更为集聚”的实证问题。系统而深入地揭示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需要同时纳入产业特性和产业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基于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研究两位数制造业在各省区内部的地理集聚,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区域视角揭示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探讨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条件和区域环境。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制造业在各省区县级尺度的地理集聚程度,取值范围为0到1,定义如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