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4－0018－07 城市并不孤立存在，网络是城市的存在方式。1980年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促成了世界城市的兴起，世界城市理论也随之发展并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框架。学者们在世界城市理论框架内创新性地解决了方法论问题，对世界城市网络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将从全球化的视角对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简要论述。 1 国家城市体系的产生及其局限性 城市诞生时就相互保持着联系，研究单个城市并不能全面把握城市的本质。Taylor[1]指出“虽然网络中的城市都有腹地，但是它们并不足以创造并维持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市产生的同时城市网络也就产生了，研究城市问题应该采用联系的视角。Castells[2]更进一步地抽象了城市联系，他认为“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高级服务的生产、消费以及它们所附属的本地社会在信息流的基础上通过这种过程联系在全球网络中”。 中世纪的欧洲还未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主要城市通过各种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网络。随着十九和二十世纪国家主义兴起，欧洲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逐步同化。到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主要城市都被“国家化”了，淡化了以前城邦的特点而更多地被赋予了地域的内涵， ‘城市被看作国家首都或者区域中心”[1]。国家城市体系的概念就产生并在学术界广泛传播，成为研究城市系统的主要框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国家城市体系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城市规模等级分布的Zipf法则[3,4]。 正如抛开了出口而仅研究消费和投资就无法准确把握国家的总需求一样，抛开国际联系而仅在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城市问题，是无法准确把握纽约、东京、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增长状况的。Taylor[1]批判了国家城市体系的研究框架，他认为只有将城市纳入世界城市网络中才能正确把握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本质。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从国际视角研究城市问题的桎梏。 中国对于城市体系的讨论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周一星和杨齐[5]的论文《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属于开创性的研究。这篇文章具有三个典型特点：首先，作者认为国家和省等行政单元是研究城市系统的合理框架，所以文中不仅研究了中国城镇等级体系，还研究了“全国26个省区级地域单元”[5]的城镇等级体系；其次，城镇体系具有等级特性，作者提到“等级性、层次性是区域城市体系普遍具有的特性”[5]；最后，作者用单个城镇的性质数据代替城镇间的联系数据来研究整个城市系统，研究结果只能反映单个城镇的性质特征，而城市系统的内部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假设。 此后顾朝林[6]、周军[7]、顾朝林和胡秀红[8]、杜国庆[9]、刘宏鲲和周涛[10]等关于全国城市体系以及那伟和刘继生[11]等关于省级城市体系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周一星和胡智勇[12]、苗长虹和王海江[13]的研究运用交通联系数据来反映城市间联系，但仍主要局限在国家或省的行政单元内。在中国城市国际联系较弱，且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研究城市系统问题就需要对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 2 全球化的三次浪潮 世界城市网络的兴起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的。随着世界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增长，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城市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生产、管理和连接功能，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世界银行在政策研究报告《全球化、增长和贫困》[14]中详细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浪潮： 1870年以前，由于受到交通通信技术、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世界的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规模很小，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出现于1870年至1914年间。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商品、信息和人的流动成本大大降低，各国又致力于消除贸易壁垒，从而刺激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发展，世界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到了8％。劳动力和投资伴随着贸易额的增长而大规模流动，世界总人口的几乎10％在这次浪潮中迁移，外资存量占发展中国家收入的比重从9％上升到了32％。这次全球化浪潮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缩小了参与全球化各国间的差距。 1914年至1945年间，虽然交通通信技术仍然在不断发展，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限制贸易政策的出台，全球化的趋势遭到了逆转。1950年世界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5％，相当于1870年的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受到了严重限制。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出现于1945年至1980年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复苏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第一次摆脱了比较优势的制约而产生了基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产业分工。但是，这次全球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小，他们仍然坚守着高贸易壁垒，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方式以初级产品换取工业制成品为主。 1980年来，世界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这次浪潮伴随着集装箱化、航空运输和互联网等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企业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变创造了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参与了全球化进程，比较优势从初级产品转移到了工业制成品上，实现了出口结构的升级。生产要素也伴随着贸易的增长而快速流动，发展中国家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的7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997亿美元[15]。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还引致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知识传播、缩小国际发展差距和构建世界生产网络都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