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作者简介:
薛德升(1969-),山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4311M),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eesxds@mail.sysu.edu.cn,广州 510275;黄耿志,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翁晓丽,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林韬,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引发了风靡全球学术界的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少数城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涉及甚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少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外,一般的城市是否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衡量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赋予各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2007年共6个主要年份的全球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1984-2007年中国所有城市都经历了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说明城市的全球化并非少数城市的专利,而是所有城市共同经历的过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城市全球化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并日益接近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全球城市。制造业功能对中国“世界工厂”类型的城市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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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0-05-06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对全球的城市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发展从国家尺度逐步走向全球尺度。对城市发展的讨论也由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到全球层级体系之中[1]。在开展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的讨论过程中,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以描述城市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状态或结果。1915年格迪斯(Geddes)首次提出世界城市概念[2]。1966年霍尔(Hall)发展了这一概念,并讨论了当时典型的7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和空间[3]。弗里德曼(Friedmann)在1986年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并讨论了由30个城市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4],使世界城市理论得到了广泛关注。1991年萨森(Sassen)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市(globalcities),并讨论了其功能、社会结构和形成原因等[5]。1999年比沃斯托克(Beaverstock)等将世界城市网络扩展至全球55座城市[6]。诺克斯(Knox)和泰勒(Taylor)等为全球城市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7-8]。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两个概念共同的核心内涵是:这些城市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但对这些中心所具有的功能和性质,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解释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形成发展及作用的决定因素,他们从城市的某些主要经济功能(包括跨国公司、生产服务业、经济网络联系、信息服务设施等)出发构建世界城市体系或网络[9-15]。也有学者强调经济和文化因素对世界城市的综合作用,并构建综合指标来划分世界城市体系[6],但未讨论不同因素的不同作用。一些学者批判了主流世界城市研究范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忽视,将视角扩大至世界城市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不同功能,将世界城市研究范围拓展到“世界城市地图”之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16-19]。

      综观现有研究可以发现:①尽管被纳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迄今只有很少量城市被纳入到了“世界城市的地图”,现有研究中严重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正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globalizing cities);②尽管开始意识到多种因素对世界城市的作用,但经济变量在解释世界城市形成和发挥作用时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过分地强调了跨国公司的作用。对不同历史时期促进城市全球化的多样化推动因素及其变化不够清楚。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少数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在经历全球化过程?城市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有哪些?

      早期世界城市的研究忽视了中国大陆的城市,在1986年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尚无中国大陆的城市入选[4]。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22]。在1999年比沃斯托克等的研究中(GaWC研究公告331),55个城市被确认为当时3个级别(阿尔法、贝塔、伽马)的全球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res),北京和上海分别位于伽马级的B类和C类,等级层次尚比较低[6]。2009年GaWC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根据各城市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包括会计、广告、银行/金融、法律等部门)水平,将全球220个城市分为5个级别(阿尔法、贝塔、伽马、高度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其中阿尔法级分为4小类;贝塔和伽马级分别包括3小类。其研究结果表明:纽约和伦敦2个城市处于阿尔法级中的第一类(最高等级);香港、巴黎、新加坡、悉尼、东京、上海和北京处于阿尔法级中的第二类(次高等级);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中,广州处于贝塔级的第一类;深圳处于伽马级的第一类;成都、天津、南京、大连等处于自给自足类[23],反映出中国一些城市全球化进步之明显。

      中国国内对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采用了国际城市、国际性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等概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的引进[24-25],全球化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26-27],以及中国建设国际城市的条件和发展战略等[28-35],而对城市全球化过程的实证研究较少[22],研究对象也多限于少数几个全球化/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走向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已经建立,对中国城市全球化问题更广泛的研究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对于丰富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体系,正确认识一般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制定城市全球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是针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全球化水平的框架性研究,关注中国城市全球化水平的动态变化。首先,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全球化水平测定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以各市市域行政界限为分析的地理单元,测定各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和2007年的城市全球化水平,对比分析20余年来城市全球化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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