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历史研究曾经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①大家都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而唯一重要的领域就是民族国家。人们根据推测去调查总统和总理们的各种谋划，各种法律的通过，法院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斗争，以及各种外交磋商。实际上，这种自以为是的古老历史也并没多长时间——仅仅有一个或顶多两个世纪。它是伴随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影响而出现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达到了接受高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去追溯各自国家的崛起，各个国家政治领导权的形成，以及和他们争夺财富与权力的敌对者。 但是，曾几何时，这种视历史为“过去的政治”的观点开始动摇起来，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方向演进；或者，某些人会说，是趋向于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向。历史学家亦开始怀疑历史完全是由极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伟大人物所操纵和控制的观点。学者们开始揭示长期被埋没的层面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试图重新构建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往下再往下，一直深入到被掩盖着的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等级的层面中去。在那里，我们将会发现那种表层的政治究竟是由什么塑造起来的。现在，另一群改革者——环境史学家们，也悄悄地加入进来了，他们坚信，我们还必须更深入，要深入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动力和存在的地球本身当中去，从中我们甚至会发现更多的始终都在发挥着作用的基本力量。为了接近这些力量，我们必须不时地走出议会的议事厅，走出医院产房和工厂，共同走出门去，徜徉在田野、树林和露天当中。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一双结实的步行鞋，我们不可能不让它们沾上些泥巴。 这种要把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包括一个更深邃更广阔的多学科领域的做法，至今仍尚未威胁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固有领地——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历史，依然纠缠在国界之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至少就近现代而言)一直倾向于狭隘的国别的研究，这在所有学科中是非常特别的。这种叙述过去的方法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优点，即在面对混乱的威胁时得以保留某种有序的表象，这是一种把所有层面和力量都加以综合的方法。但是同时，它却可能给新的不完全适于在国界内的探索设置障碍，这其中就包括环境史。这个新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公然反对狭隘的国籍，例如游荡在非洲撒哈拉的土阿雷格(Tuareg)游牧部落，或在世界海域中捕获巨鲸的活动等问题。当然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课题，如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所阐述的那样，是严格的在单个国家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不过也并非完全如此，而且在未来将要书写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总之，环境史所扮演的，是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修正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摒弃那种习以为常的假设：人类的经历是不受自然约束的，人类是一个独特的和“超自然的”物种，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的生态后果可以被忽略不计。旧历史可能难以否认我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如其通常的那样枉顾这一事实，假定我们一直都不是，也并非真正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不过，环境史学家们则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如此天真了。 环境史的观点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关于全球困境的各种会议召开之际和几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汇聚力量之时。也就是说，它开创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反省和改革的时代。历史学并非是唯一被不断高涨的民众忧虑情绪所触动的学科，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同样也有反应。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经历大起大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问题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缺乏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学术界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并且变得越发练达起来。因此，环境史源自于一种道德目的，其自身也负有强烈的政治使命；但是，伴随它的成熟，它又成为一项学术事业，是不能依靠任何一种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议程来促进的。它的宗旨则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产生怎样的效果。 这一新史学的最活跃的中心之一是美国，事实上，它所凭借的无疑是来自美国在环境事务上的领导地位的实力。最早试图给这个领域下定义的是罗德里克·纳什的文章《环境史的身份》。②纳什建议把我们的整个环境看成一种历史档案，在其中，美国人书写着他们自身及其思想。最近，理查德·怀特在追述这门学科发展的综合研究③中，对纳什以及资源保护历史学家塞缪尔·海斯(Samuel P.Hays)的开拓性工作给予赞赏；同时也提到，美国史学中的边疆和西部学派已经先行一步[在这些关注土地的人物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Turner)、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Walter P.Webb)以及詹姆斯·马林(James Malin)]。当这门学科超越了海斯的资源保护主义政治和纳什的思想史，而把重点放在环境本身的变化，并再次对环境在美国社会创建中的作用表示关注时，这些较老的渊源便越来越为人们所追忆。 另一个革新中心是法国，尤其是与《年鉴》杂志相联系的那些历史学家，他们对环境的关注至今已有数十年了。该杂志于1929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他们俩均对社会的环境基础有兴趣，布洛克研究的是法国农民的生活，而费弗尔是一位社会地理学家。后者的得意门生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在他关于地中海的巨著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布罗代尔看来，环境就是大地的形式——山脉、平原、海洋——是一种在长时段中塑造人类生活的几乎无穷尽的因素。他认为，历史并不只是个体生命中种种事件的演替；占比例最大的，首先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历史，“是其中一切都在慢慢变化着的历史，是不断重复，持续循环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