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古典学者迈耶·莱因霍尔德在1984年谈到，当讨论古典传统在美国的影响时，古典学者和美国思想史学者的研究视角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前者“戴着玫瑰色眼镜”看问题，大多过度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后者则往往低估古典传统在美国的作用，仅视之为精英们装点门面和显示身份的标记①。他提到的这种情况，此后仍然存在。卡尔·理查德在1994年的著作中，列举了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关于古典传统在美国早期思想中的作用的观点，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他认为，古典知识对美国的建国者发挥了“塑造性的影响”，古典工具留在建国思想中的印记从未消失②。这种“两极化”现象同样也可见于美国政治学界。一些专治古典政治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古代民主的意义，甚至以雅典民主作为评判标准，指责美国民主抛弃了民主的实质，使之变成了一种“形式的民主”，其结果不过是“抑制民主”③。而研究现代民主理论的学者，则根本不承认古典传统，特别是古代希腊在现代政治制度形成中的意义，宣称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则被全盘抛弃了”，“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古希腊理想和某些后来的附加物组成的”④。这种在学术和思想上截然相对的立场，给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并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美国革命一代人在探索建国道路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照了古典知识所提供的路标？美国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换言之，在现代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创建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 来自古代的经验教训 有学者提出，18世纪是一个“新古典时代”，古典传统对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⑤。的确，美国革命的某些领导人对古典时代心驰神往，深信革命的爆发为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创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约翰·亚当斯就说过，“亲爱的朋友，你我被赋予生命的时代，乃是古代的立法者希望生活的年代”；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享有自己选择政府的机会，而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就享有这种机会，来建立一种人类智慧所能构想出的“最明智、最幸福的政府”⑥。这些人之所以向往古典时代，追慕“古代立法者”，首先是缘于他们早年所受的古典教育，以及由此养成的古典兴趣和对古典价值的认同。 在北美殖民地最初的移民中，有些人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们来到北美以后，大体上因袭了英国的教育体制，以文法学校和高等学院为主体，以拉丁文、古希腊文、文学和古文物方面的课程为核心，构筑了一条系统地传承古典知识的渠道。这种教育理念及相应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美国建国初期。即使是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在文法学校打下了基础，也能长期保持对古典知识的兴趣。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进入高等学院和获得学士学位的“通行密码”⑦，凡希望进入学院深造的青年，首先必须掌握古典语言的基础知识，而文法学校正是为此而设。在这里，学生的主要功课都与古典知识有关。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是学习的重点，在其他课程中也经常涉及古典。从殖民地时期直到共和国初期，古典课程和语言的教学方法都没有很大的改变⑧。高等学院更是古典知识的“一统天下”。一个学生从入学开始，古典知识就始终伴随着他的学习生涯。目前可以看到的第一份学院课程表，是1723年哈佛学院的课程和教科书计划，从中可见：一年级复习在中学时学过的古典作品；二年级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三年级学习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地理学等；四年级学习几何学、物理学(自然哲学)等；此外，大致每两周举行一次拉丁文的辩论⑨。学生阅读的古典作品以文艺、政论和历史为主⑩。 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直接阅读古典作品的能力。一个既有阅读兴趣又有闲暇时光的人，在各个学院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书房的藏书中，都不难找到自己想读的古典作品。在各类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中，古典题材的书籍平均占10%～12%。不少古典作品有英文译本，即便能直接阅读原文的人，使用译本也有明显的便利。从总体上说，革命时期美国人的古典知识主要不是来源于原始文本，而是“译文不忠实”的节选本、现代史家关于古代史的著述、古物手册以及百科词典(11)。革命领导人在繁忙的公务中，仍然有针对性地阅读和参考古典作品。在制宪会议期间，出使巴黎的托马斯·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寄去若干本波里比阿的著作和若干套古典作家的作品。其他制宪会议成员对于古典知识也有浓厚的兴趣(12)。无怪乎有位美国学者断言，革命时期乃是“古典传统在美国的黄金时代”；在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过程中，对古典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求助”达到了高峰(13)。 当然，美国革命领导人并不是泛泛地对古典知识感兴趣，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古典作品中选取合适而有用的东西。他们阅读古代散文，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智慧；阅读古代历史，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伦理和政治的教本”，可以取法于古代的“英雄主义、美德和爱国主义”(14)。按照18世纪的标准，掌握古代语言，熟悉古典知识，不仅是一个学者的必备条件，而且“可使年轻人能够在公共职位上为他们的国家服务”(15)。1781年，约翰·亚当斯告诫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萨鲁斯特、西塞罗、塔西佗和李维的陪伴下，你会学到智慧和美德”；“学习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好人和一个有用的公民”(16)。美国革命者有时还刻意模仿古人的装束和行为方式，创造适合自己的古典个人形象，竭尽全力去实现古典价值(17)。有时，古代伟人的形象还刺激了普通居民的政治想象，用一个波士顿人的话说，“看起来，我们在每两三个村镇和区里，就有一个梭伦或莱库古”(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