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一些政治和文化精英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社会精神氛围业已悄然转变，一种被称为公众舆论的无形力量，成为凌驾于绝对王权之上的新权威。在他们看来，这种新兴的权威，是法国君主制政治实践的产物。它抽象无形却又无处不在，永恒公正地裁决着世间万事万物。1789年大革命的发生，给启蒙时代文人所谓的这种社会精神赋予了历史维度和意义。自19世纪以来，史学家们继续对之探幽发微，力图从中辨识出革命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动力之源。但从总体上来说，在革命史学传统里，史学家们都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或曰公众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史领域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公众舆论才成为众多论著专门关注的对象，且上升到与传统史学中阶级斗争概念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或通过话语分析路径追踪旧制度末期公众舆论的转变轨迹，或从社会大众的具体经历探测他们的政治意识世界，或利用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公众舆论的发生机制和实质内容。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们在这些研究中，一方面实践新的方法路径，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异军突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旧制度史的研究视阈，深化了我们对启蒙与革命之间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简略的回顾和评估，以就教于方家。 曾在路易十六政府担任财政总监的雅克·内克尔，在政府财政危机和宫廷斗争中遭到罢黜后，1784年出版了《论法国的财政管理》，为自己任职期间的财政政策辩护。在该书中，内克尔大力强调公众舆论在法国社会强大而合乎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路易十四时代杰出之士对美的追求催生了公众舆论，其力量自摄政时代以来在法国持续增长，如今已达到难以撼动的地步。“她统治着所有人的头脑，只要不被过度的激情冲昏头脑，连君王自己也都尊崇她。”①公众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至高的权威，按照内克尔的解释，是因为她是所有人意见的集合，是一种社会精神，她时刻监察着和公平裁判着一切，政治利益不能使她分神，专制主义不能将她专为己用，过度狂热的激情亦不能让她屈服。她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国库，没有卫兵，也没有军队，却向城市、宫廷乃至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大部分外国人很难完全理解公众舆论在法国行使的权威。②但身处权力斗争中心的内克尔，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无形的社会力量。他出版著作，希望通过争取舆论支持，以图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正说明了公众舆论的力量已然成为王权决策重要的考量因素。 内克尔的乐观情绪在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并非孤例，许多开明的知识精英都热情地赞美公众舆论作为遏制专制主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雷纳尔神父声言：“在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国度里，公众舆论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在没有给出服众理由的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反舆论之道而行事，在没有给它清楚解释的情况下，也不能无妄地反对它。”③活跃于巴黎启蒙文学界的梅西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今天，公众舆论已在欧洲具有了不可抗拒的压倒性力量。因此，在估量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产生的变化时，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好处。”④ 与内克尔不同，在梅西耶眼里，这种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精神”，并非是君主荣耀的结果，相反，是因为专制政府禁止人们研究现实政治。⑤任何问题都不能自由地表达，法国人只好转向抽象的文学，作家因此成为法国社会的话语领袖，担当着引领社会精神的角色。他声称：“作家传播了这些真正的财富，给我们带来了更健康更温和的思想，激起我们平和宽容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形成并装点着这个社会。”⑥面对当时法国令人压抑的社会政治权威，他乐观地期许，这种理性开明的精神氛围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将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紧随启蒙时代发生了革命，且这种精神氛围的转变在促成革命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梅西耶这里所言的革命，指的仅是法国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即平和宽容逐步取代专横压抑。我们不能在历史构建中为了证明那场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断章取义地将之视为启蒙文人已预见到大革命的证据。事实上，18世纪法国的启蒙精英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设想那样一场革命。梅西耶笔下的那种抽象唯美的思想氛围，与随后发生的革命有何关联？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探索和建构。 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探寻大革命潜在的源头时，谈到了旧制度末期的这种精神氛围。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中央集权摧毁了传统的等级自由，剥夺了精英阶层参与政治的权利。但还保留着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的自由，文人因此成为社会的虚幻领导者。这样的背景催生了旧制度末期法国“文学政治化”和“政治文学化”的现象：一方面，文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自然权利。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他们在作品里只能凭想象构建理想社会，将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运作，“归纳为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推演而来的简单而基本的法则”。“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不同程度地从当时所有的著作中流溢而出，从长篇大论直至歌谣，没有哪一本不包含一点这个东西。”⑦另一方面，由于君主集权摧毁了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文人成为遭受不公或苦难的社会公众唯一可以诉求的力量，“因此，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为哲学；政治生活被急剧地纳入文学当中，作家们掌控了舆论的导向”。⑧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这种践行空谈原则而忽略现实复杂性的文学政治，导致法国革命按简单抽象的同一性原则重构社会的政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