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50-09 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向来是文艺复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缺乏实践检验的证据。对彼特拉克作品的解读至少把这种联系置于思想诠释的框架之内，但这一框架几乎是不适用于文本解读范围之外的。因此，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关系是否得到正确解释仍有待证明。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学术界必须对彼特拉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这才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图景。通过对彼特拉克通信对象的考察，我们得知，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从知识精英的社会交游关系架构中得到解释。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从新的切入点提出问题，得出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联系不仅依赖着其作品的影响，也是凭借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笔者拟就通信对象为核心来考察彼特拉克的交游圈，通过分析彼特拉克与何人通信、怎样通信、为何目的通信，剖析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架构及其作用，进而将人文主义者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探讨带出人们熟悉的轨道而驶入尚未开拓的领域，这或许会对从社会活动层面理解彼特拉克发动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具有一定意义。 一、彼特拉克的交游圈：以通信对象为核心的考察 彼特拉克将自己的信件整理编排出一部诗歌体书信集和三部散文体书信集①，本文以其中最主要的两部散文信集《日常熟事书信集》和《晚年书信集》②为研究对象。前者中的书信约写于1325-1366年，彼特拉克于1345-1366年整理成24卷的集子，共350封信，献给“苏格拉底”(Socrates，Ludwig van Kempen)；后者包含写于1361-1374年的128封信，18卷，献给“西蒙尼特斯”(Simonides，Francesco Nelli)③。集子里的大部分信件写给明确人物。除了各自最后一卷中有分别写给古代名人和后人的信件外，其他标明的通信对象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人。 “彼特拉克的书信名声显著，但同样显著的事实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它。毫无疑问，那是一座揭示他心智的丰富宝藏。”[1](p.9)学界在对彼特拉克的研究中，不少是将信件作为辅助材料来研究其他作品；就信件本身的研究而言，目前主要的权威是曾任美国中世纪学会主席的欧尼斯特·哈奇·威金斯(Ernest Hatch Wilkins)，其成果可归纳为：威金斯对某些特定的通信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④；对彼特拉克信件的传送者进行过专门研究⑤；还将彼特拉克在特定地区，如沃克吕塞的信件汇编成书⑥；他对彼特拉克写信的时间、地点、对象进行过专门考证，1960年出版了《彼特拉克的通信》(Petrarch's Correspondence)这部工具性参考书；在此基础上，威金斯完成了权威的《彼特拉克传》⑦。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考证彼特拉克信集编排中的虚构因素⑧，即增加、拆分、筛选、修改的痕迹，通过搜集原始手稿、考订信件内容，以求获得一个历史的彼特拉克，还原其不同阶段的真实思想状态。总之，我认为目前国际学界前沿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主要做在基础工作上，对文本进行真伪考证和解读，这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国内对彼特拉克信件的研究尚处在零散的初步介绍阶段，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需要指出两项富有启发的成果：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对彼特拉克《日常熟事书信集》进行了总体评述，梳理彼特拉克的思想轨迹⑨；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对彼特拉克写给赞助人弗兰切斯科(Francesco il Vecchio)的一封《论统治者应该如何统治国家》书信进行专门的研究，来考察彼特拉克的政治思想⑩。 得益于学界已有成果，笔者以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为核心考察其交游圈和社交关注点，进而分析彼特拉克如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构筑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空间。“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处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务的运行过程。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2](p.412)彼特拉克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著述作品算不上庞大，却声名远扬，很大程度便得益于以通信为重要渠道的社会交往。“你只要随便看一眼他的通信对象名单，感觉就如同是魔术师的魔杖复原了整个14世纪的生活。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盛大队伍行进在眼前。”[3](pp.10-11) 彼特拉克的信集总体依照书信写作先后顺序而排(11)，笔者在研究中，先对信件进行了再排序，将写给同一对象的散布在不同卷的信件按序摘取排列，按身份职务将通信对象归为若干领域，再对同一领域进行不同层次的细分，列出如下简要统计表，仅供我们总体了解彼特拉克通信对象之参考(见后表)。 附注说明： 1.职位跨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有7人，64封信，统计时参照其主要活动以及与彼特拉克通信中的身份来定。 2.对多重身份者，优先教会或世俗政治身份；前后职位有变化者，一般以最后任职来归属，前提是在彼特拉克与其通信期间或至晚到彼特拉克去世前的任职。
3.在未列出通信对象姓名的26封信中，除了明确可知有写给3位人士的6封信外，未能直接获知其他信息，通信对象人数因此而不确定，笔者在数字后注以“+”表示大于此数字(12)。 依上表可知，教会和世俗政治领域人士是彼特拉克通信交往的最主要群体。在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卫·汤姆逊编的彼特拉克书信及其他作品选集为何取名为“彼特拉克：王公贵人之中的一位人文主义者”(13)。此外，文人学者也是彼特拉克通信较多的人群。下文中，笔者将表中的分类归纳为三个专题予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