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尚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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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会议召开时,在政治家的提议演说之后,与会民众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的提议则成为法令(psēphisma),刻石公布,而法令中所指示的内容便需要及时付诸实施。相应地,我们从存世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可以看到,“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而被反复运用。本文将对此修辞策略加以分析,考察它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并且探讨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行动的同时,如何促进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

      从研究路径上来看,通过对演说辞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深入到修辞策略的层面,以考察雅典民主政治诸多方面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趋势。①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作为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治演说(尤其是公民大会演说),除了具有阐述事实、传达信息、提供建议和说服民众等基本功能之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还发挥着更加深层的作用。目前西方较新的观点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一,表演文化研究指出,雅典政治演说除了具有上述基本功能之外,还是一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表演行为,以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赫斯克(Hesk)为代表。②其二,欧博尔(Ober)根据“语言—行为”理论提出,雅典政治演说的功能不仅是陈述和提议,更是一种具有创造功能的行为,具体而言,它不但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还创造和建构了这种意识形态。③这两个研究角度其实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基础都是不再将古代文本当作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消极表述,而是将它视为能够参与到建构社会现象的活动之中的一种积极行为。

      在史料方面,大概是由于公民大会的商议过程往往需要提议者进行即席演说,事先准备演说辞文稿的情况非常少见,所以,保存至今的雅典公民大会演说辞为数不多,在德谟斯提尼名下传世的16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构成了其中的绝大部分。④它们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史料。其中3篇《奥林图斯辞》和第一至第三篇《反腓力辞》的可信度最高,⑤它们不仅集中阐述了德谟斯提尼著名的反马其顿政策,同时也很好地呈现出他高超的修辞技巧和说服能力。虽然缺少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以资佐证,但是,德谟斯提尼所面对的特定政治形势和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语境,可以有助于我们分析其演说修辞策略,讨论其意义所在。另外,他最终得以成功推行反马其顿政策的事实,也使这些公民大会演说辞成为颇具典型性的研究对象。⑥

      一、“演说”与“行动”

      “言”(logos)与“行”(ergon)是古希腊人所熟悉的一组基本对应范畴,多用于对人物的评价,这可以追溯至荷马史诗,比如在《伊利亚特》中,当论及领导者的卓越能力时,便着重说明其在言辞和行动两方面皆有优秀的表现。⑦这很可能是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及其表演文化对公开演说能力所提出的特别要求有关。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他被评价为“在言行两方面皆有伟大的才能”。⑧而且,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伯利克里能够将自己在演说中的提议成功转化为实际行动。⑨根据现代学者尤尼斯(Yunis)的分析,德谟斯提尼也似乎有意仿照修昔底德的以上描述,将自己塑造为伯利克里式的政治家。⑩此外,“言”与“行”还类似于名与实的关系,作为衡量行为或事件的标准。比如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中所谓“言词上(logōi)而非行动上(ergōi)的朋友”。(11)再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忒拜人曾经表示,所需要的应该是行动(ergōn),而非言词(logōn),好的行为无需长篇大论,恶行才需要言词予以掩盖。(12)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古希腊政治演说中的“演说”与“行动”主题则成为“言”与“行”对应范畴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与前举诸例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用来对个别政治家的行为进行品评,而是指向雅典民众。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如克里昂和亚西比德,皆在演说中对此有所涉及,使之成为古希腊演说术常用的修辞策略之一。而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言”与“行”对应关系,其中的“言”不但专指特定场合的公民大会演说,更引申为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与德谟斯提尼要求民众采取的必要“行动”形成对比。

      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Phocis)占领德尔菲而引发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援助,后者开始插手中部希腊事务。与此同时,马其顿的扩张亦危及希腊北部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的诸多城邦,直接影响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Peace of Philocrates),“第三次神圣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斯的矛盾才告一段落。(13)然而,该和平协定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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