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研究的问题点与新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东亚思想史。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东亚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困扰。有些困扰,还因超学术立意的介入而演变为话语“禁区”。寻出困扰和禁区的发生原因,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与学术伦理的关系,转换有违事实发生逻辑的“倒叙”式研究手法,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东亚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重温传统的交谊和亲情、抽取“第三种文明”的区域价值以及实现“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或许可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启示。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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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3-0065-22

      东亚的话题,日本学界讲得较早。美国的费正清博士亦长期浸淫不倦,还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① 其后,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也相继涉足这一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话语,并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冠以“东亚”字样的各类研究机构已逾百所,而举办的各类东亚“国际”研讨会,也不下数百次。虽说学术贡献不等,但所做的努力仍十分可贵。

      只是,有这样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当我们带着善意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先于政治家们去完成“东亚文化共同体”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频率不是下降而是攀升,朝鲜半岛的历史地图和申遗范围不是贴近实际而是越扩越大。还有,就是中日韩越学者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所经常遇到的场面:伊始彬彬有礼,继而声色俱厉,最后剑拔弩张。② 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热情洋溢地重提“东亚共同体”构想时,③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9年10月25日出席东亚峰会时的审慎表态也许更符合实际:“东亚共同体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④ 目标的“长远”设定,道出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一、问题之所在

      国家和国际,无疑是当代学界讨论问题时的自明前提。“民族国家”理念的东渐和“条约体系”对区域世界的切割,使每一个学者都被赋予明确的国籍意识,自然,也就无权要求学者们去大讲有违其本国现实利益的话。而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并遵守它的法律界定,国际的现状便首先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也讨论不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也恰恰存在于此。当我们试图回到前近代的东亚世界时会发现,不但种族关系难以说得清楚,甚至对各个区域政权间的此疆彼界也实在不易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有意地忘却历史上东亚事务的变幻不居和流动不测特征,否则,就容易拿今天的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观念去审视并规划历史上的相关事务,争执也就在所难免。

      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与方法还存在着问题。

      问题之一表现为,我们试图通过历史的过程来改变历史的结论。具言之,即试图通过历史过程中有利于自己扩展的叙事来改变现实当中以为有损于自己领域的历史结论。

      问题之二表现为,我们习惯于用历史上的“中心—边缘”构图来审视今天的东亚世界,以为非君即臣或非臣即君,从而抛却了现代人所必备的国家平等意识。由此,在现代国际关系意识相对稀薄的情况下,“力”的作用反而获得了凸显。

      问题之三表现为,文化的亲缘关系这一无法改变的亘古事实被人为地扭曲了。它容易带来这样的尴尬:当需要想象中的部分之我“失而复得”并以为有可能“失而复得”时,历史上的共同点便成为彼此抢夺的对象;当想象毕竟只是想象的道理一旦明晰,最大限度地剔除共同点的行动便倏忽间跃居峰巅,使“差别”和“排斥”被夸大到绝对的地步。⑤

      二、学术争执的核心:“民族国家”问题

      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下面的表述总不免要招致逻辑和学术上的不周延之诮:

      “在渤海灭亡后,高句丽族裔的统治阶级来到高丽,并对该国再次统一朝鲜半岛作出了贡献。但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他们却不能在以后朝鲜历史的生活主流中扮演主要角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渤海和新罗实质上是一个被分开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但是,朝鲜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却是把新罗看做是朝鲜历史的正宗代表。”⑥

      渤海国建国者大祚荣究竟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讼未决的问题。⑦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还没有被称作“朝鲜人”的史料记载。同时,称“渤海和新罗实质上是一个被分开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也让人扑朔迷离。其逻辑上的问题表现在,“被分开”就意味着原来曾经是一个“国家”并且还应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称谓,可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将“渤海”和“新罗”统合为一的“国家”及其名称客观存在过。至于“南北国”的提法,似乎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这从李氏朝鲜学者柳得恭(1748-1807)责备高丽,认为“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等表述中看得清楚。问题是,他没有问高丽为什么只修“三国史”而“不修渤海史”,只一句“知高丽之不振也”的倒叙式解读,好像还不足以将高丽“不修渤海史”的真实原因传达给后世。及读到“夫大氏者何人也?乃高句丽之人也。其所有之地何地也?乃高句丽之地也”⑧ 一句时,才知道结论原本是现成的,于是,要不要切实的证据似乎并不重要。然而,渤海之所以在史籍中忽而作“靺鞨之别种”,又忽而作“高丽之别种”,大概只表明渤海乃是多个族属的混居区;而《三国遗事》所谓“按:东明帝立十年灭北沃沮温祚王四十二年南沃沮二十余家北投新罗。又,赫居世五十三年东沃沮来献良马,则又有东沃沮矣”等记载,还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区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将如此复杂纷乱的区域政权明快地以“南北国”冠之并单以“朝鲜人”来命名其族属,会不会使由此而发生的大量史实例外变得无家可归呢?当我们注意到话语背后横亘着强烈的超学术立意时,⑨ 真正的学术研究已开始面临考验。这种考验竟如此严峻,以至于本无禁区的学术界,从此亦深井薄冰,满目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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