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奠定的以教授古典语言、学习古典文献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该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包括大部分作家，多能希腊语和拉丁语兼通，熟悉古典文献。欧洲的文化与思想，也因此具有浓厚的古典韵味。思想和文化中浓郁的古典氛围，既是古典学知识和学术研究发展的结果，也给古典学研究以有力的推动。正因如此，西方学术界对18世纪欧洲古典学术的进展给予相当重视。桑兹和维拉莫威兹比较详尽地介绍过该时期古典学研究的情况；①海特和奥吉尔维讨论了古典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并涉及古典研究与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②一般的史学史著作也会涉及吉本、孟德斯鸠等对启蒙史学的贡献。不过桑兹和维拉莫威兹的兴趣主要是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忽略了许多研究古典世界历史的重要学者和成果；海特和奥吉尔维的兴趣是古典文学。奥吉尔维几乎没有涉及18世纪英国有关古典世界的史学；海特仅讨论了吉本，且重点是文体而非史学。③一般有关史学史的著述多从西方史学的一般发展状况入手，古史研究的进展难以进入学者们的视线。例外的是莫米利亚诺，其《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有两篇涉及18世纪的古史研究进展。④与19世纪专业史学产生后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比较，18世纪的古史研究成果似乎不够专业，成就也难说突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及其成就，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史学发展的结果，而近代史学的突破，最初主要也出现在古典世界历史领域。⑤17-18世纪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到处都充斥着对古代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讨论。⑥因此，对18世纪古史研究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丰富18世纪历史变迁和史学发展的一般图景，对理解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也不无益处。本文希望从古典学术和史学发展的角度，对18世纪欧洲有关古典世界的史学做初步的介绍和评述，偶尔涉及17世纪。 一、古典文献学及其辅助学科的发展 借用博尔加的说法，到1650年，古典遗产已经构成了欧洲思想中即使不是最重要、至少也是重要的一份遗产。⑦但在这个时期，古典遗产影响西方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强调的是创造性的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偶有突破，到18世纪，人们继续摘引古代言论、制度和经历，为当时的政治理论、政治运动提供支持，但大多是为他们已有的想法提供权威的论证。德国对希腊的推崇，是因为新兴的德国知识界对于自己的思想还不够自信，需要一个令人尊敬的先例。温克尔曼的著作之所以引起轰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样板。⑧该时期发生的所谓古今文化优劣之争，表明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虽然大有人在，但进步的观念逐渐占据主流。不过即使是进步派，也不能不承认，古代是其文化中的重要成分。⑨无论古典世界如何作用于近代，社会对古典学的需要，推动了该时期古典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校勘古典文献是该时期古典研究最为重要的成就。在15-16世纪已有的基础上，欧洲学者们继续对古典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校勘和出版，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家，从最早的《荷马史诗》，到拜占庭时代的《苏伊达斯词典》和《罗马民法大全》，都有新的校勘版本问世。有些重要的作家还有多个高质量的校勘版本。以荷兰为例，该时期先后经校订出版的古典作品包括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家。⑩奥吉尔维称，在18世纪的英国，“几乎没有一个古典作家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版本，让他已写的和表现的意思能清晰地呈现给读者”。(11)至于奥维德与贺拉斯著作的现代译本，数量尤其众多。(12) 校勘技术在这个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本特利。在所谓“书籍之战”中，交战的一方可以称为古代派，另一方为现代派。古代派宣称古代的文化成就高不可及，今人只有模仿的资格。作为证据，他们提到了所谓“法拉里斯的书信”和《伊索寓言》。“我所知道的两篇最古老的散文……是《伊索寓言》和‘法拉里斯的书信’……关于法拉里斯，所有时代都公认是那个方面最伟大的大师，因此我认为他的书信，比我看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加优雅、富有精神与智慧和天才的力量。”(13)可是，本特利根据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学背景，指出“它们是用错误的希腊方言写成的。它们所提到的人和城市，在真正的法拉里斯死后的200多年里，仍然保持繁荣，而书信中的引文，来自要比这个西西里僭主晚几百年的诗人”。文章的风格，“一点都不强劲、生动、华丽，反而虚假和浅薄”。所以，书信的作者不过是个书呆子，与那个手执宝剑、统帅百万臣民的僭主根本不协调。(14)作为例证，本特利指出，书信中提到的芬提亚城，是在这位僭主死后近300年才建立的；另外一个城市阿拉萨虽然建立时间稍早，但也是在法拉里斯死后的140年左右才建立。书信中出现的那个科林斯陶工，则生活在僭主死后的120年左右。书信中所说的墨西拿城此前的名字是赞克列，在僭主死后60年才改名墨西拿。本特利还证明，法拉里斯统治的阿格里真特为多利安人城邦，理应使用多利安人方言，可是这封书信使用的居然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应该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常识的拼凑，缺乏来自行动和环境的生命和精神。”(15)这种将历史、文学、地理、语言等知识融于一体，兼及文风和作者背景来校勘古代文献的方法，给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古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