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069-（18）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象征着传统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分野的柏林墙顷刻之间倒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全盘重新洗牌。然而，“历史”并未像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就此“终结”。欧亚大陆各类民族主义滋生繁衍，其惯性和冲击力不仅继续支配欧亚大陆“后共产主义”制度/地区的政治生态，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欧洲本身的政治—经济整合、欧盟与俄国的关系以及美俄关系。在“9·11”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在亲西方的理想/自由主义和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之间摇摆和探索，寻求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欧亚大陆未来的政治走向前景如何？欧亚大陆最大的政治实体俄罗斯如何应对其“渴望”又不可及的西方？基本上错过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良性”运作时期的俄罗斯如何摆脱目前全球化的“厄运”期？美国主导的西方又会怎样对待一个劫后重生、欲振乏力但雄心未泯的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如何看待一个与其若即若离的俄国？什么样的俄罗斯更符合美欧的利益？俄罗斯又如何自我定位？一个在西方化与俄罗斯化之间永久徘徊的俄罗斯到底是正常还是反常？这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走向又意味着什么？西方俄罗斯研究与西方对俄政策之间有何种联系和互动？ 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是冷战期间“苏联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的任务是对西方/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进行梳理，并将其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加以比较和考察，同时兼顾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走向，以寻找三者之间的交叉点和互动之处，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提供一个基础。 二、X先生与“苏联学”（Sovietology）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对冷战时期的“苏联研究”有继承也有扬弃。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型剧变，对西方的苏联/俄罗斯研究和政策制定，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造成了强有力的震荡和冲击。 二战后西方“苏联学”研究之拐点，一般要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一文。① 该文提出的“遏制”观念，不但被杜鲁门政府立即转化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也影响了几代西方苏联学学者。 冷战期间，西方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学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设立了众多的“苏联研究”项目和机构。政府的外交、国际事务高官中也多有研究苏联问题的重量级学者，如基辛格（尼克松、福特政府）、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赖斯（小布什政府）等。② 不仅如此，战后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拓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了苏联研究的动力和资源，前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分量，更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无论是以国家实力为研究基本出发点的汉斯·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③ 还是立足于国际体系、高屋建瓴的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structural or neo-realism），④ 均与苏联在二战后崛起、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强国有关。而在七十年代出现风靡一时的所谓“极派”（polarity）学者，更是与中苏两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相同的大国由结盟转向对抗、并因此产生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以往泾渭分明的国际两极体制之外开拓了“三度”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有关。⑤ 总之，前苏联的盛与衰，催生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大批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的“持久和平论”（long peace），⑥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⑦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⑧ 甚至冷战结束以后开始成气候的建构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之上的。而批评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两个学派都未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⑨ 建构主义对主流学派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苏联问题上误判误导的绝不仅仅是学术界。美国情报界和决策界也未能预见强大的苏联会突然解体。中情局资深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盖茨（后任中情局局长、现任国防部长）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就曾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政策毫无新意（“nothing new”），“在苏联只有暴政才能行得通（The Soviet Union is a despotism that works）”；全然没有察觉到戈尔巴乔夫与众不同的能力和致命的施政弱点，及其在以后的几年里给苏联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变。拥有众多类似盖茨这样的“苏联通”的中情局，因此也只是年复一年地编织着苏联强国强军的神话，直到编不下去为止。⑩ 苏联问题研究是美国外国问题研究领域中投入最多的项目，但其最终结果却远不如人意。这种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的现象，与美国情报界10年以后未能预测到“9·11”恐怖袭击的背景完全不同。当时以小布什总统为首的美国决策界和情报界几乎完全忽视了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11)“9·11”前的几个月，小布什总统的注意力实际是在俄、中两国——2001年3月驱逐50余名俄国间谍、4月1日中美军机相撞，可以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