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举行之时，人们看到的巴黎不再是一个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的巴黎，这个城市的面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二帝国时期由奥斯曼市长（George 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作为总设计师进行的彻底改造被称作“宏大工程”，被认为是巴黎进入“现代城市”的标志，使巴黎从“卡西莫多的巴黎”转变为“奥斯曼的巴黎”，① 造就了一个超越传统的现代城市。奥斯曼式城市规划也成为一种特定的指代，其影响延续至今。 长久以来，对奥斯曼的评价参差不齐，赞誉和诘难并存，奥斯曼一直被夹在两种极端意见当中。反对者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奥斯曼改造中野蛮地摧毁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并借改造之机大力炒作地产房产。奥斯曼与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被本雅明视作“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破坏传统和创造现代性都成为攻讦和批评的理由。大卫·哈维从城市空间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继续对这场巴黎改造进行批判。② 随着亨利爵士手稿的出现，富有争议性的奥斯曼巴黎改造问题再度凸显。③ 西方史学界近年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由于2010年是巴黎扩大到20个区的150周年，因而在巴黎也举办了多场关于奥斯曼之巴黎的研讨会。同过去简单地贬低奥斯曼改造的观点不同，在研究方面更为具体和客观，如对其道路开通、房屋建造、下水道工程等予以更翔实的考察，尤其是将其作为巴黎城市建设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突出其积极方面和对后世的影响。④ 本文将奥斯曼改造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待其必然性，突破将奥斯曼改造仅仅视作修路建楼、破坏传统城市面貌的观点，从改进城市设施和福利以及美化城市面貌的角度来考察其进步性。 一 19世纪是法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和城镇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城市改造和建设时期，法国巴黎更是如此。1852年到1870年任巴黎市长的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可以被视作这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改造是对19世纪一系列人口、经济、环境等问题的回应，也是长期以来巴黎城市建设的延续。 从现实的角度看，这场改造首先是城市人口增加所推动的。虽然这时期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但城市人口的增长却超出了正常速度，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在19世纪初，由于农村传统结构仍较为健全，农民进城务工也是暂时性的，在经济危机期间便可再度回到农村。但到了19世纪中叶，进城农民越来越多，而且在城镇长期定居下来，如1851—1856年每年离开农村迁到城镇的居民数量被估算为13.5万人，而巴黎地区更是吸收了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45％⑤。随着法国经济的发展，巴黎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发展缔造了一批成功者，也带来了因仰慕和信仰这种成功神话的外乡人。巴黎日益膨胀，城市问题愈加严重，尤其是住房和交通成为令历届政府都深感头痛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城市发展必然要面临的挑战。急剧增多的城市人口既增加了城市的住房需求，也给城市建筑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恰与蠢蠢欲动的剩余资本不谋而合，使政府不得不依靠市政工程来疏通。虽然法国在19世纪一直被认为是缺乏资本投资的时期，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的投资却颇具规模。1840—1860年大规模的铁路建设，1860—1880年迅速的城市建设，以及1880年以前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在全部固定资本投资中占到71％⑥。 改造之前，巴黎的环境非常恶劣，处处充斥着肮脏与瘟疫，城市中的古老建筑旁到处是破旧的木棚，散发着腐朽的味道。虽然此前的巴黎集中修建了一批大型建筑，也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但在总体上看，城市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善，道路仍然是曲折蔓延，大多数房屋也都破旧不堪，市场混乱，尤其城市中心的西岱岛最为拥挤逼仄。古老巴黎的韵味和诗意可以处处寻到，但清爽的空气却难以吹进，致使疾病和瘟疫特别容易滋生。从1832年到1849年，巴黎一直是霍乱所肆虐的城市，死于霍乱的人有5％来自西岱岛等环境最恶劣的街区。巴黎70％的人口的生存条件都非常差，用水短缺而水质差，缺乏照明，空气混浊，绿地很少，等等，这些都构成古老巴黎的阴暗面。⑦ 巴黎中心老城区的房屋和道路都非常狭窄，亟待扩展。以上这些方面造成了19世纪的“城市危机”，推动了城市的改造。虽然在欧洲其他城市也都出现了大型市政工程，但巴黎的改造却是规模最为宏大的，它所造就的奥斯曼的时代正是对“城市危机”的回应。⑧ 从历史的角度看，奥斯曼化绝非19世纪的新兴现象，而是从中世纪后期就已开启了的进程。巴黎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重要现象。12、13世纪时，除了发展最快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群外，巴黎算得上欧洲北部仅有的一座大城市。14世纪，查理五世开始扩建这个城市的围墙，一直到18世纪末都在不断地兼并郊区和向外扩展。从16世纪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起，经由17世纪路易十四到18世纪路易十六时期，巴黎都在建设过程当中，清理街道并修建意大利式的广场，巴黎的目标就是成为新的罗马，以城市之辉煌凸显君主之伟大。为此，柯尔伯在18世纪创建了建筑学院以致力于城市建设。大规模地修桥和筑路，清除一切阻碍性住房，市场、码头、喷泉、市政厅、监狱、医院等随之建造起来。18世纪的大规模建设甚至被称作“前奥斯曼化”，城市面貌有了深刻的变化，军事学校、协和广场、先贤祠等标志性建筑纷纷竖立起来。⑨ 如何处置这个不断膨胀的城市也成为法国王室和巴黎市政府的首要任务。法国大革命时期专门成立了“艺术家委员会”负责城市改造，这个由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疏通巴黎的街道并加以美化。他们计划从西到东开通一条“里沃利大道”，从协和广场一直延伸到巴士底广场，这个计划构成了后来奥斯曼扩建东西大动脉的雏形。拿破仑一世更是加大了城市改造的力度，他将建设一座富丽堂皇的巴黎城视作增强皇权的必要措施，除了道路、桥梁，他还修建了证券交易所、巴士底广场、旺多姆圆柱等。复辟时期，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任命夏布罗尔为塞纳省长官并支持他的建设巴黎计划。七月王朝时期，朗必杜被路易·菲利普任命为塞纳省长官，也继续从事巴黎建设。⑩ 至此，巴黎的建设犹如一个从未间断的链条，在巴黎人口增加和城市膨胀的压力下，每届市政府都面临如何进一步建造伟大首都的任务，这个任务在七月王朝之后便留给了下一个朝代。面对现实和历史的要求，进一步改造和建设巴黎成为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的共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