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1)01-0100-05 几年前，在德国史学界，有关前现代和现代①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的讨论迅速开展了起来。有些人将这一现象同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联系起来；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导致了数个国家集团的废除，引起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次级学科在历史研究中很少受到重视，现在，人们不仅重新认识到了它的特殊魅力，而且还致力于相关概念的阐释，致力于探讨各种活动的意义；这些活动，有的是非常简单的，例如国际环境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的活动，有的则非常复杂。同时，也出现了有关竞争着的、被用来标识同一现象的不同名称的争论；这些名称不是被视作过时的和历史遗留的，例如外交史或对外政治，就是被视作容易误解的和过于狭隘的，例如国际政治或国际历史。而对后一个被提到的概念进行讨论所产生的结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借用这个名称出版了一套独特的系列丛书。在德国史学界，国际关系这个概念也因为它展示出了较大的与政治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②而受到欢迎，人们期望能够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获益。 但是，我们暂且不考虑关于这些术语的讨论，我们认为转向国际关系史的做法本身——它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在一部同名手册中③——就接近于一种真正的范式转换，因为它令人吃惊地疏远了以结构为导向的社会史，并且很有可能也与下列情况相关，这就是，社会史的最主要倡导者——不管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还是于尔根·科卡——都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社会史的支持者和“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史”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战争”——一场真正的、围绕着国内政治和对外政治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的战争——还呈现出咆哮如雷之势，并且并非没有人身攻击，那么这次新的范式转换更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的，根本没有出现过昔日的战斗喧嚣，并且它看上去是可持续的，坚决禁止自己同很多短命的转向(tarns)——它们至少每隔两年就要侵袭一下精神科学——搅在一起。 此外，这种带有向国际关系史回归趋势的范式转换决非德国的特殊现象。在英国和美国，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只有法国从未出现忽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使之沦为现代次级学科的尴尬地位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所谓的勒努万学派(Renouvin-Schule)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向年鉴学派的假设和启发开放，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探究隐藏在政治决策，包括对外政治决策的后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心态等深层力量(forces profondes)了。即使今天，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研究也很好地站立在传统从未最终断裂的地方，而且还很早就提出了新的问题，拓宽了视野④。 总起来看，可以说，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现今已在方法上和认识兴趣上彻底远离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些不遗余力地描述“重大的、国家的行动”和为国务要员进行辩护的传统的外交史。更确切地说，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总概念；这个研究领域既包括古典的、可从内阁会议记录或外交官报告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跨民族、跨文化交往的复杂关系网。把行为人从外交官扩展到教会、体育联合会或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等诸多种类的做法是与严格区别各种方法的差异，择善而用的行为同步进行的。这种认为内、外政治紧密联系的观点已经不新鲜了，因为人们早就把内、外政治视为相互依存的要素了，并且也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若不考虑社会发展，不考虑各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结构特征，包括对于他者的刻板印象和敌对观念，国际政治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赖讷·马科维茨(Reiner Marcowitz)的新作《经受考验的大国——法国内政外交的相互依存及其对法国在1814/15-1851/52年欧洲合作中的地位的影响》⑤堪称一个绝佳例证。 即使人们不必像所谓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那样将其看作是转折性的，国际关系史也深受新文化史的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⑥。不过，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并非所有东西都像人们有时论述的那样新。对外政治的文化重现和符号表达决不是完全不为人知的地带；“图像”的全部领域或者接受现象——自我的和对他者的感知——的影响力也决不是在最近十几年间才为人熟悉的，并且还必须注意到，坚持强调文化主义的理论观点迄今为止只在小规模上得以贯彻(例如，外交官进驻东道国首都时的文化装备和象征性行为，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名片和文化展示)，大部头的总体论述也没有出现；约翰内斯·鲍尔曼(Johannes Paulmann)以18世纪末以来的君主会见为主题的慕尼黑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在这里只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⑦。但是总的说来，确有新的侧重点涌入了研究当中，例如，杰西卡·吉诺—赫克特(Jessica Gienow-Hecht)探讨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音乐在跨大西洋的，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关系中的作用和功能⑧。为了说明现在被安排在“国际关系”标签下的研究题材的广泛性，请允许我列举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被汇集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其作者主要是一些研究近代早期历史的年轻学者⑨。文章内容涉及到自15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意大利《李维罗马史论》(Discorsi)基础上的近代中立观念的产生、16世纪末的教派通告政策、17世纪前后维特斯巴赫家族对外交往中的使节礼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百年间的外交理论以及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官员向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外交官泄露机密事件。这本书以一篇论述18世纪中后期的英中关系的文章作结尾；该文章探讨了英中关系是如何明显地由商人和外交官两大群体交替塑造而成的问题，在此，作者提出了一种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加以讨论的新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