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其实，在世界还被分割成不大相来往或不甚至相了解的古代，那时的史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体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历史阐述——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地，在阿拉伯古“伊斯兰舆图”中是以麦加、麦地那为中心的“大地之像”，在《突厥语大词典》①的“世界园地图”中，突厥各部占据了园图的中央，但实际上都是自己生活的一定区域的叙事史或在这区域活动的民族史诗。当步入现代，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本文则从多年中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 一、地区史研究的崛起 30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认为“194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1939年以前盛行的那一类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反感和厌恶……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撰写——可能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仍然是以某个民族为体系……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②二战后，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地区史研究的崛起，而这个崛起的标志是法国当代史学大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d Braudel，1902-1985)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l'epoque de PhilippeⅡ，下简称《地中海史》)。 《地中海史》为一部150万字巨著，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它既是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布罗代尔建立与以往的“叙事的历史”(histore evenementielle)不同的“结构的历史”(histore structurelle)。在构成历史的三项要素——结构、事态(conjunctures)和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最为、或最应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在这个舞台上，个人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角色。为此，需要使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方法，它同地理学、人口学、人种学、气候学和植物学有联系。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突破史书的传统和体例，不惜笔墨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40万言，大书特书地中海历史地理，居然不仅未遭到责难，还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声誉，生动地表明区域史特别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历史学的对象不是中世纪的领主制、新兴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行政区域，或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传统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空间划分和别处使用时间划分之间的差别同样明显——而是地理区域。③这是一种“新史学”。吕西安·费弗尔对布罗代尔的工作的评论是“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向另一种史学迈进”。④皮埃尔·肖努则认为：布罗代尔“很好地反映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那些如地中海区域或大西洋区域的带有广泛的人种学或地理学特性的重要研究是如何从那时起降格为更方便的、以地区为对象的专题研究。”⑤布罗代尔则指出：今后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好集中在过渡性区域，因为这些区域中能够确定“界限”、“借鉴”、“拒绝”等现象。⑥ 一般来说，当我们告别了部族国家、王朝国家而进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就负有塑造“民族国家”历史的重任，二次大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别史也就因之而兴旺。问题是：国别史是否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汤因比语)当然，幅员辽阔拥有五千年系统文明的中华大地，作中国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否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西欧、非洲、东南亚地区，那里的民族国家幅员狭小，明显的是，在许多历史时期，那里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历史研究与简单的叙事史是截然不同的，它在提供知识的同时，更加强调研究问题、探寻规律，即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⑦事实上，当我们把研究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特别是狭小的)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⑧ 巴勒克拉夫认为：“‘地区研究’之所以能确立，看来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如果说世界过去曾经是地区性世界的话。因此，归根结底，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这种手段在有些地方可以派上用处，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有用。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⑨ 二、中亚的地区史研究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早期研究，如《多桑蒙古史》(1824)，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雷纳·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38)、《蒙古帝国史》(1941)，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等，都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就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与这一地区或多或少有关的民族史的研究。如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之“国”为Empires(帝国)，实际讲述的是古代活动于中亚的塞西安、巴克特尼亚、匈奴和嚈噠各部族的历史。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在扩大，中亚区域史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其原因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中亚地区在“文明的接触”中，既充当着“交通中心广场”的资格，又是孕育高级宗教的诞生地。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