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很重视世界史研究。怀特作为英国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研究不仅表明了他对世界史的热忱，而且还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不求助于比较的世界史视野，那么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1]415。布赞则与利特尔合作进一步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旨在为世界史的撰写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并通过世界史来发展和检验国际关系理论。[1]407布赞和利特尔把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建构起了完整的国际体系本体论。这一本体论不仅成为当今英国学派的重要基础，而且还成为他们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前提，由此出发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史本体论。 这无疑是对世界史学科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对世界史学科的“入侵”。国际关系学的这种学科“帝国主义”正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那样，不仅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自觉，而且反映了世界史的学科无意识，特别是本体论的无意识。“布赞对‘国际体系’历史演变的纵向延伸瓦解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把世界历史研究逼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境地。”[1]译者序Ⅸ从价值立场上看，正如布赞最近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学派对世界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说明了国际社会是如何在欧洲形成并扩展到全世界的”[2]8-9。可见其欧洲中心论立场依然十分明显。因此，针对以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所建立的本体论展开研究，对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本体论问题原本属于哲学，具体而言，它是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本体论”一词来自西方，但对本体的追问和解答却是世界哲学普遍关心的问题。[3]345-348本体论求解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即何谓(what is)或什么(what)存在、何种存在为基本存在、各种不同的存在之间如何相互关联。①这实际上是在追问世界的本原、要素及其结构。这就产生了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有没有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真实(reality)存在有没有像中国道家思想家那样所排列的等级？(即道家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个体能否超越肉体的死亡甚至达到永生？这些问题都是对真实与现象、统一与多样、普遍与特殊等重大形而上学问题的本体论追问。[3]347-348由此形成的本体论哲学成为以抽象的逻辑分析为主的思辨哲学。为了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本体论问题，“必须从与认识规律、思维规律的关系中去研究存在规律(本体论、辩证法)；反之，也必须从与存在规律的关系中去研究认识规律、思维规律(认识论、逻辑)”[4]167。正是马克思才把本体论或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本体论革命”：从寻求“何以可能”到寻求“什么”何以可能再到“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上所实现的本体论革命”[5]258-259。《资本论》则成为体现这一本体论革命的典范，“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然而，“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全部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6]这也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较早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探讨的学者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7]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思考则更加系统而深入，他们不仅把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引进到国际关系学，而且还引进到世界史学科。然而，从思维方式上看，他们对这种具体学科本体论的思考尽管与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思考具有一致性，但在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具体研究方法上又有所不同。这正是英国学派的重要贡献。其中，布赞和利特尔的贡献较为突出，可以说，他们是建构这种学科本体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努力和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们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 在这本书中，布赞和利特尔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路径是，把对国际关系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即学科的认识论追问，转换为对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即国际关系何以可能的追问，即学科的本体论追问。这样，国际关系是一种“什么存在”就成为首要问题。为此，他们把对国际关系何以可能的追问，进一步转换为对国际体系何以可能的追问。接着，他们就把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即国际关系，视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而不是以往的国家体系或世界体系或全球体系，从而转换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本体指向和理论思考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的国际关系本体论中的国家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以及非历史主义的弊病，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性、独立性和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力。[1]28-29这正是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布赞和利特尔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构成了该学派的一个鲜明特色。 为了描述和解释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要素和结构分析就是必要的了。在本体论思维方式上而言，这就是进一步求解“何种存在为基本存在、各种不同的存在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在国际体系要素分析中，布赞和利特尔提出了“分析层次”这一概念，并据此划分出国际体系、国际次体系、单位、次单位和个体等五个层次。尽管他们宣称“这些层次本身并没有本质的东西来表明任何特定的模式或其相互关系中的次序”，但他们同时指出，国际体系是最高的、目前已囊括全球的体系层次。[1]69因此，其他层次实质上都是构成国际体系的要素，而在这些要素中独立的行为体即单位更受关注。接着，布赞和利特尔把不同分析层次的活动范围或关联方式划分为不同的“分析部门”，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或社会—文化、环境等五大部门。[1]73-74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部门中活动或通过不同部门而联结，在不同层次的“互动能力”即变迁动力的推动下，经过时间隧道这一历史过程，进入或形成了不同的结构，而结构本身又历史地进行着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1]87在以上层次、部门、互动、过程和结构等逻辑范畴的基础上，布赞和利特尔进一步区分了国际体系的历史类型、模式和规模，指出了体系要素中单位的多样性及其间竞合关系所产生的结构化过程。这一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既具有机械的即唯物的特征，又具有社会的即“主体间的理解”的特征。[1]91-95这实际上是试图在回答国际体系的本质这一问题上，走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折中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