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课题。学术界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聚焦这一课题时，始终保持了经久不衰的热情。然而遗憾的是，鲜有人从历史比较的宏阔视野，对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之思想启蒙作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而事实上，相对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启蒙”，这一思想启蒙的意义无疑更为凸显，影响更为巨深。作为人类历史上观念更新的最伟大变革，这一思想启蒙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而且标志着人类思想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跨越。 一 在思想文化史上，“启蒙”是一个屡见不鲜的学术概念。但“启蒙”的本义，乃指启发心智、消除蒙昧。在《易经》中“蒙”为六十四卦之一，坎下艮上。《易·蒙》云：“篆曰：上下有险，险而止，蒙”。王弼在《周易注》中释之云：“退则困险，进则阂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即表示处于进退维谷、难以应对的景遇。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则注疏云：“蒙者，微昧阍弱之名”，意指愚昧无知。“启”意味开导、启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启敝邑之心”一说，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注释道：“启，开也，开道其心，故得胜”。后人用“启蒙”一词来指让初学者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发蒙，或用之来指使后进者接受新事物而获得的启发。由是观之，启蒙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明示，从愚昧走向智慧的含义。 及至近代，“启蒙”一词用以指人类历史上革故鼎新的思想或文化运动。出于不同的学术理念与理路，“启蒙”概念的运用并无时代的限制，几乎自上古至当代的思想文化史领域，都有人将其贯穿其中。梁启超在阐述清代学术的嬗变时指出，“启蒙”就是指新思潮、新文化从旧的传统中的结胎与初起，思想文化史上的“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在此，启蒙家们为了标新立异而率先致力于对旧文化之“破坏”。不过，这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寓“立”于“破”，“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间必已孕育”，“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梁氏根据佛学关于事物兴衰所经历的生、住、异、灭四阶段的历史循环论，将思想文化史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启蒙”（生）、“全盛”（住）、“蜕分”（异）、“衰落”（灭），其后又开始了另一个“启蒙期”。他断定，“古今中外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①。就广义而言，梁氏对“启蒙”的理解应是精当的。但他所说的“启蒙”，远非具有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思想启蒙的涵义。梁氏对“启蒙”的诠释始终聚焦在学术史的演进路径上。在论证“启蒙”时，他注重的是学术流派的衍生更迭而不是观念形态的变迁，其所界定的“时代思潮”主要就是指某一主要学术流派的特征、风格及其研究方法。所以他强调，中国自秦以后的“时代思潮”，是“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进而从“考据”的特征出发，将有清一代三百年跨越了两种社会形态的学术看作是同一内涵的文化遗产。鉴于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所存在的密切联系，梁氏在论及清代思潮时，也曾列举了一些学者抨击黑暗现实的言论，但他始终强调，“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恶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此为标准，他将清代思潮的兴衰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反对空疏保守之理学、开创经世致用之学风的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期，以乾嘉考据学派为代表的全盛期，以借春秋公羊学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蜕分期和衰落期，而将他自己力倡实证科学的20世纪20年代称之为第二个启蒙期。显然，梁氏主要是以学术流派及其方法的承转演变来论证清代思潮的发展演变的，这正如他所云，“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基于这样的学术取向，他也就把自己参与发起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潮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排斥在“启蒙”主潮的范畴之外。显然，梁启超所谓的“启蒙”，与意味着近代思想解放的“启蒙”差异相当大。 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认知，“启蒙”有着自身特定的思想主旨、时代内涵与话语系统，意指人类社会近代早期反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作为英语的 Enlightenment、法语的Illumination或Lumières、德语的Aufklarung的译语使用时，“启蒙”特指17、18世纪在英、法、德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社会批判思潮。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大师在使用“启蒙”一词时，寓有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黑暗，以此喻示他们将进入一个摆脱蒙昧的光明时代，“理性”的世纪。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②因此，康德主张“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来摆脱为传统的、权威的力量对人性的扼制。对这一启蒙运动的本质，西方学者多有深入探讨，其中当数著名史家P.盖伊的论证较为详尽。他指出，18世纪西方涌现出众多各类主张的思想启蒙家，“但只有一个启蒙运动”。因为那些人“在一种其渴求至极的纲领中联合起来。这是一种现世主义、人性、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而自由则在它的许多形式中占据首位，即摆脱专断力量的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实现一个人的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③。在盖伊看来，尽管启蒙家的言论不尽相同，启蒙形式也呈现多样化，但人的“自由”始终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与思想“本质”。正是从人的“自由”出发，启蒙家抨击神学蒙昧、禁欲主义和封建制度，以“理性、能力甚至运气而不是出身”来作为“判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尺度”，神圣的传统等级规范与等级观念崩塌了。 近代思想启蒙缘何要凸显个人“自由”的路标？对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早已予以了理论提示。在唯物史观看来，在整个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时代，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与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的独立性及自主实践能力十分孱弱，产品和活动的交换范围与数量极其有限；个人因而不得不隶属、依附于某种社会共同体（诸如氏族制、奴隶制、城邦制、封建制、行会制等等），缔结起“人的依赖关系”④或“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⑤，由此就必然要产生“群体本位”的、以排斥与否定个性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文化的传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由此，人们的自主实践能力凸现出来，摆脱了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⑥。这样，在思想观念上就必然突破“群体本位”的传统思想的禁锢，呼唤个人的自由、平等，酝酿出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近代意识形态。基于这一认识，唯物史观也始终把是否主张摆脱人身依附、呼唤个人“自由”看作是研判近代思想启蒙的主要价值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把启蒙运动视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经典作家在论及法国启蒙运动时，从社会转型与阶级斗争的角度指出，那些“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而“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在他们的笔下，“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生存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的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⑦。这样看来，判定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是否是近代型的启蒙运动，关键要看它在批判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时，是否着眼于破除传统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禁锢，呼唤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力量，以此来表达新兴资产阶级变革旧的社会制度的时代诉求。尽管由于国情的差异而导致各国近代启蒙运动各具特征，但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尺度，人们仍然将法国启蒙运动后在德国（以莱辛、康德、赫尔德等为代表）、日本（以加藤弘之、西周、福泽渝吉等为代表）、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阿拉伯世界（以阿富汗尼、阿布杜为代表）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