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郭小凌 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小学科，以从业人员而论，在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中，世界史教员大体上占全系教师队伍的四分之一左右。以学科分类而论，世界史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等处于同一级别。其中，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世界史学科的部分空间，教员人数与二级学科的几个部门的比例大体一致。但世界史的纵向跨度在三百万年左右，空间范围则在中国之外的五大洲一百九十二个主权国家，再加上约三十个地区，而在高校历史系的基础课程设置与教学时数中，却与两个中国史二级学科相差无几。 这种数量上的“小”在同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历史系中外国史教员数量上的“大”的对比中则益发显著。以哈佛大学为例，2010—2011年历史系在职教师四十八人，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人数占教师总数四分之一（十三人）略强[1]，欧、美、日等国家的其他高校大体上都是这种情况[2]。学科从业人数反映了一个学科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发展程度等一些质的问题。显而易见，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规模与它的研究对象及所承载的教学研任务不相匹配。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是同时面向内部的改革与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这就迫切需要扩大与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外部世界历史的认识。因为不认识外部世界的过去，就不可能认识外部世界的现在，当然也无法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自身。然而，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于规模及人员的局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的学人竭心尽力，却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填补的缺口，不仅亚非拉美众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需要有人做比较深入的探究，即使是一些大国，如美、英、德、法、俄、意、印、加、巴西等国的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细部需要填补。所以无论怎样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与中国目前的国家地位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史学史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处于如今这种尴尬的位置？ 答案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历史学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为主。在一所综合性高校历史院系中，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这个院系的学术声誉。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这种压轴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历史学是一门颇具难度的专业，因为历史真实，无论是事实的真实还是解释的真实，都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可以用。每一个历史事实的发现都如同刑侦人员的破案，需要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蛛丝马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越古老的历史，技术难度就越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古代语言绝大部分已经变为死语言，特别是距离近现代更远的古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也就越艰涩难懂。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须具备古汉语的知识。研究先秦史，还需要具备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技能，具备音韵学、训诂学、碑铭学、地理学、年代学、文献学及版本目录学等考据辨伪所必须的本领。这些基本功，尤其是古文字的基本功，乃是先秦中国史学产生以来，经过长期积累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研究法体系，对学习者来说，绝非短时间即可轻易掌握。仅从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训练来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在语言方面就需要比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更长的培养周期。没有文字学、文献学的功底，没有考据、训诂、音韵的学养，一个学者只能在这个学科的外国打转转儿，进入不了与同行平等对话的殿堂。所以，无论是传统史学技艺的顶峰乾嘉史学，还是近代以来引入了西学史观与方法的中国新史学，都不能离开这套基本功的应用。因此，现代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公认的大史家，几乎都是此类专业功底极为扎实的学者。正因为登堂入室中国古代史需要越过文字与典籍解读的门槛，所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向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正宗。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有力引导与推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堪与中国古代史学者媲美的出色史家，也难以取代中国古代史固有的主导地位。 相形之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则先天不足，后天又一度失调。所谓先天不足，系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的史料占有量微乎其微，研究成果几乎乏善可陈。以世界古代史为例，除了印度史领域有一些传统史料，其他领域几乎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可资利用，也没有多少具有专业研究水准的成果可资借鉴。而且，20世纪前半叶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从清末到民国，译介了一些国外世界上古史简编和个别研究性的著作，如清光绪年间的《万国通鉴》，民国期间的《尼罗河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等书籍，从事文学与哲学工作的学者翻译了少量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作品，如《伊索寓言》、《伊利亚特》、《理想国》之类。此间虽有学者编写过关于西方古代史的书，但多为简单的编译之作。由于缺乏定向研究世界上古史的人才，即使在旧中国的大学之内，也没有真正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当时，各大学历史系的主干课程是中国史，世界上古史只是世界通史一门课程的组成部分。当然，有些学者也着手编写初步的世界上古史教材，比如辅仁大学长于先秦史的赵光贤所编《世界古代史》，但深度达不到学科导论的程度。旧中国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西方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伊朗学等其他古文明研究了。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世界史之贫弱系因史料匮乏，成果稀微。对于古希腊、罗马史而言，中国学者拥有的典籍史料同外国学者相差并不很多，比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都收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古希腊、拉丁典籍英希、英拉对照本，即罗埃伯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问题是当时缺少能够使用这些典籍的专业人才。 事实上，世界史研究的难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者的进入，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上古史、中古史的研究难度，甚至要超过中国古代史。因为在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功中，能够运用现代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阅读国外刊物和专著，及时掌握学术前沿信息是最起码的专业要求。如果是世界古代史研究者，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一时代的死语言，如埃及学家需要掌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科普特语，亚述学家需要掌握西亚的楔形文字，印度学要求其研究者能够读解吠陀文献以来的梵文，古典学则要求研究者懂得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具有古文献的读释能力。某些特殊的研究方向，如亚述学中的阿卡德史或埃兰史，还要求研究者具有特殊的楔形文识别能力。这当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和潜心钻研的过程。实际上，这些古代死语言本身已经构成了复杂的、独立的学问。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例，古希腊语存在众多复杂的语法现象，仅动词就有三百五十多种形态。至于拉丁文，公元前5世纪不同于公元1世纪，公元1世纪又不同于中世纪。而且古希腊和拉丁文文献不仅限于古代典籍，还包括众多出土的铭文。所以，古希腊和罗马史研究者不仅要有拉丁文献学与拉丁文的知识，还应了解并追踪古希腊和罗马的考古进展及其最新成果。由于古希腊和拉丁文及其文献的阅读、识别、诠释均有相当的难度，西方综合性大学普遍设有培养专门人才的古典学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或文献学系（Department of Philology），学科的基本内容便是对古代语言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