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到1967年间，美国参众两院多位议员连续提交名为“自由①委员会”（Freedom Commission）的立法提案。总数超过20份的“自由委员会”提案在措辞和内容上略有差别，但都贯彻了一个思想，即“国际共产主义正阴谋对美国及所有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发动一场政治总体战”，为了“赢得这场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非军事领域展开的全球斗争，美国有必要创建一个自由委员会和自由研究院（Freedom Academy），研究并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实用科学，并培训政府官员、普通公民和外国学生掌握这门科学。”②该提案非同小可之处有两点：一是提出要发展一种“反击共产主义阴谋”的科学，而且毫不讳言它必须是“实用的”（operational），可以在实践中用来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二是该科学被“发明”出来后，不仅要供给美国政府官员做冷战斗争的利器，还要传授给普通公众和其他国家人民，提案支持者亦毫无掩饰地使用了“灌输”（indoctrinate）一词。 乍一看，“自由委员会”提案简直是一向公开倡导思想自由与政治多元之美国社会的异端邪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提案，却在冷战前期10余年间赢得了来自国会议员、知识精英、利益团体、大众传媒，乃至普通公众的广泛支持。“自由委员会”提案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且最终流产，但它从酝酿、提出、到国会听证辩论的历程，恰似一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美国社会思想流变的历史。“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存废与冷战息息相关，随冷战形势的起伏而变化。它最集中地体现了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深广程度，考验了危机形态下，美国的自由传统对思想控制的容忍度。更重要的是，国会与行政机构关于“自由委员会”立法之争实际上投射出美国不同机构和利益团体在反共意识形态战的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从而为我们全面还原冷战历史提供了一副独特窥镜。③ 一 冷战社会氛围与“奥兰多委员会” 20世纪50、60年代，东西方处于冷战尖锐对峙时期。随着苏联获得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接踵发生，美国国内的反共、恐共氛围日趋浓烈。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异常一致的反共思潮和对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认同，称为“冷战共识”。④ 然而，随着冷战形态逐渐固化，美国社会各群体对冷战性质的判断亦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不大可能爆发直接热战。⑤“苏联集团”蓄谋已久的不是真刀实枪的总体战，共产主义者致力于最终摧毁美国，但使用的是“持续而有效的政治战武器，间或伴随着军事威胁”。⑥ 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主席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在一份致总统的备忘录中甚至断言，“一般来说，冷战就是政治战和心理战。”⑦ 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杜鲁门亦认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是“国际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它受一个中心（苏联）的指导，并致力于推翻整个世界的民主体制。”⑧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行政机构开始酝酿范围极其广泛的全球心理战战略及项目。1951年，杜鲁门批准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并很快确立了名为“学说宣传项目”的意识形态战计划。⑨艾森豪威尔即任后，行政机构继续扩大“学说宣传项目”，诸如美国新闻署、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为反共意识形态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然而，知识精英和压力集团认为政府的努力不够大。⑩在他们看来，美国根本无法与有着数十年政治战经验的苏联相匹敌。(11)“共产主义者在过去35年间从事大规模的、全面的、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活动”，“他们培养职业革命者的学院体系，每年向自由世界输送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者。”(12)而美国则缺少对抗共产主义学说的系统科学，缺少把反共活动付诸行动的人员，特别是缺少一种激起民众反共意愿的机制。在众多敦促政府采取更积极反共措施的压力集团中，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委员会”非常具有代表性。正是该组织主导了后来“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国会的立法游说活动。 1950年代初期，“奥兰多委员会”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其领袖艾伦·格兰特（Alan Grant）的带领下，它首先在佛罗里达教育界开展“了解你的敌人”的课程改革运动，试图在高级中学推广反共产主义教育。(13)与一般压力集团的运作模式相同，“奥兰多委员会”并不满足于在当地发挥作用，而是不断通过私人关系和公众活动扩张自己的影响力。1954年4月15日，艾伦·格兰特等人写信给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推销其关于成立“反击共产主义国家学院”的设想。“奥兰多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简称OCB）(14)内部广泛传阅并讨论后，最终并没有获得行政部门支持。(15)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行政机构内部找到了同情者。通过“行动协调委员会”常务执行助理爱德华·利利（Edward Lilly）等人的穿针引线，格兰特同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索尔·斯坦（Sol Stein）、小卡尔·哈尔（Karl Harr Jr.）(16)等华盛顿圈内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由此获得《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的支持。(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