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115-11 一、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 在帝俄时代，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特殊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英国作家约翰·卡勒(John Cale)非常羡慕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俄国，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①。 十月革命前，俄国约有300个科研机构，连同高校里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大约有1.1万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1836年实行科学院的新“章程”时，院士的年薪为5000卢布，相当于俄国贵族一年的收入。至十月革命前，大学教授或科学院院士的年平均收入仍比产业工人高20-30倍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者报酬一律平等，帝俄时代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革命前高级职员（经理、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科学家、顾问等等）的报酬加上各种奖金要比粗工高几十倍，而十月革命后只高三倍，待遇上的差别大大缩小了③。 导致知识分子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原因除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等战乱，和工厂严重开工不足、生产不足，以及新货币严重贬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腾贵等因素。 1921年春，遍及苏俄全境的大饥荒突然而至。苏维埃政府救济机构——赈济饥民中央委员会经过对饥荒地区的调查，称17个省份、超过2500万人在1921年秋季直接受到饥荒的影响。实际遭受饥饿的人口在彼尔姆占到55%，萨马拉达90%。乌克兰共和国在1921年12月有12%的人口由于饥荒而面临死亡，到1922年4月这个数字增至48%④。大饥荒和粮食紧张加剧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困境。 作家布尔加科夫（М.А.Булгаков）在1921年底来到莫斯科，他的“肩上披着一件羊皮短袄”，当他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著名的商业街特维尔大街时就曾六次听到背后“叹赏的窃窃私语”——“瞧，这是短袄”。布尔加科夫很幸运地找到了工作，然而他为解决住房问题却费尽了周折。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回忆同一时期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时也谈到她经常遭遇的白眼——“噢，瞧，臭资产阶级，还戴着帽子呢”⑤！ 20年代整个苏维埃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住房危机。1913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是7平方米，1928年则下降到5.8平方米⑥。莫斯科当时也正经历着严重的住房危机。布尔加科夫曾经这样描述：“近3年来莫斯科人已经使我确信，而且一点不含糊，在他们身上‘住宅’二字的本义已经消失。他们把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做住宅……楼梯没有栏杆，上头洒满了菜汤，楼梯上横挂着一条蛇一般粗细的断电缆。到了楼上，踩过一层碎玻璃，走过一排半数以上钉了木版的窗户……黑乎乎的，跟在矿井里差不多。胶合板把它分成了5部分，活像5只帽盒子……”⑦ 布尔加科夫在住宅管理科排了6个小时的队，管理人员告诉他“可以在两个月后得到房间”。于是他不得不在街心公园和布良斯克火车站过夜，他有幸遇到在莫斯科工作的旧友并答应他同住，然而布尔加科夫返回住宅管理科登记时遇到了极不礼貌的待遇，房管科主席红铜色的眼睛直盯着“我短袄上的窟窿”，干脆地拒绝了登记的请求·，并要求布尔加科夫“像木塞子那样飞出去”！布尔加科夫决定去找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反映情况。布尔加科夫认真地告诉克鲁普斯卡娅：“除了一个合住的住处，世界上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他们要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我对任何人都不抱任何希望。我恳切请求您把这个声明转交给他（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在他的请求信上写上“请给他开一张合住证”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布尔加科夫终于在莫斯科谋得了一席居住之地⑧。 造成知识分子住房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短时间内的激增。1921-1925年莫斯科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两倍，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这使得城市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城市房屋的修建。1923-1925年莫斯科共营造了400多万平方米住房，1926年城市的住房总面积比1913年增加了3600万平方米⑨，但住房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25年在红色普列斯林斯克区苏维埃，每个月排队等待分房者有27000人。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等城市建设了一些比较大和好的住宅公社，其居住者是一些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劳动者，这些房子的装修由自己负担，政府提供没收来的家具、免费的燃料和建立共产主义机构、托儿所、公园等，到20年代中期这样的住宅公社住330万工人和200万职员，但这样的房子在莫斯科明显不足⑩。 苏维埃政权对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生活限制和强制搬迁的措施，如著名心脏病专家特尼约夫（Б.Тниев）和结核病专家阿列克辛（А.Алекхин）被强制迁出，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闻讯后在1920年10月底至11月间给列宁写信：“这时已经发生的几起将医生从他们居住的住宅里迁出的事件：著名心脏病专家普列特尼约夫被迁出了，正在将结核病专家阿列克辛迁出，而且拿走了他的全部家具。还有十来起类似的事件。”“我特别请您关照阿列克辛医生，这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医学家，——玛丽娅·伊里依尼什娜(11)认识他——是我的老朋友。请吩咐，我求您，别让人拿走他的家具！”(12) 作家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Люди.Годы.Жиэнь）中记录了他在20年代的困难生活状态。他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儿童组负责人，然而“虽然我领导共和国的所有儿童剧院，还领一份口粮，但我总觉得自己有缺陷：少一条裤子”(13)。后来惊动了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他关切地望着我说：‘你不仅需要一套衣服，还得有一件冬大衣……’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的一位主任，条子简单明了：‘供给爱伦堡同志衣服’”(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