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其意不用其法

——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孙中山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高度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但他也不主张在中国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致列宁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自己的《建国方略》基本一致。此外,孙中山很早就看出资本主义的弊端,不主张中国走西方的发展老路,但并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面,预防并避免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社会病症。他从对美国“福特制”的研究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仍有其自我调节、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因而提出四种推动“社会进化”的办法,企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对马克思的学说,孙中山认为应该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师其意不用其法”。他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推动“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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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5-0006-08

      孙中山高度评价马克思。1924年8月,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出:“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他尊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①,盛赞马克思的学说“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和“乌托邦派”不同,是“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承认,在此前的中国思想家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做出如此崇高评价的,大概很少见。但孙中山却又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他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对马克思主义,师其意而不用其法,这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多年来很少有人论及,值得认真研究。

      一、孙中山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中国人最初通过日本,后来通过俄国,知道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柳亚子诗云:“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② 这四句诗很能传达当时部分左派人士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崇拜之情。但孙中山却对这种情况有所批评。他说:

      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无异“不翻北风就坏人民”一样的口调。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③

      在这一段话之前,孙中山曾经讲到,三十多年前,他在广州当学生的时候,富家子弟为炫富,一到冬天便穿皮衣,其实广州天气并不冷,无须穿皮衣。一天,天气突然变暖,穿了厚厚的“大毛皮衣”的富家子弟发愁说:“现在这样的天气,如果不翻(变)北风,便会坏人民了。”孙中山用这个例子说明,穿衣必须适应当地气候,以此阐明主义、政策必须适应当地实际。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发达,贫富差距悬殊,形成“不均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中国“患贫”,现代“实业”不发达,财富不发达,因此不能提倡“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

      孙中山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商业还很微弱,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因此,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患贫”,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现代实业,以便极大地积累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仍有其进步意义,有其发展的必要性。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按照这一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由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由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又处于列强的包围和军事进攻中,自1918年至1920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企图“直接过渡”。其内容是,取消商品和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城市实行供给制,按计划调拨和统一分配消费品;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除口粮外,余粮全部上缴国家。这种做法,忽视国情,特别是忽视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1921年,苏俄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遍出现不满。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和示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群起暴动。当年2月末,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发生兵变,集中反映出农民的不满情绪。这样,苏维埃国家就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审时度势,于同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允许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列宁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④ 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国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工业品同农民手中的余粮直接交换。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曾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⑤

      孙中山注意到了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和改行“新经济政策”的状况。他说:

      马克思的门徒,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国际社会党大会,定了许多办法。现在各国马克思派的社会党所用的办法,许多还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纲。当欧战发生以后,俄国便拿那种主义去实行,现在俄国已经把那种主义改变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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