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9-0013-10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对于这场变故，学界的关注几乎与其发生和发展同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来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民国成立不到半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一位署名“渤海寿臣”的编者就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伴随着日月的推移，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几乎累积到无以计数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通过严昌洪、马敏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可窥见一斑。[1]20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主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但这依然挡不住学者们继续开拓的兴趣。近十年来，又有大批成果问世，论文有数千篇，专著则不下十几部。从论文和论著标出的题目大体可以看出，这十几年来的研究所涉论题非常广泛，不论是在时空上还是层面上都有明显的扩展。诸如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某地的辛亥革命、某界别或海内外不同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都成为专门考察的对象。与研究视阈不断拓宽相适应，研究者多半不再局限于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是对具体问题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近十年来的研究大体秉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样化趋势，将现代化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等借用过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与此同时，一些厚实基础的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在史实考订方面，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公布了“清光绪帝死因”课题组历时5年的研究结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2]在文献整理与编辑方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文献丛刊规划项目陆续出版，如《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全8卷）、[3]《李鸿章全集》（全39卷）[4]等。此外，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等机构还举办了多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推动了该时期辛亥革命的研究。受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十年来研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史实等做全景式的综述，而仅就最能体现辛亥革命实质内容的几个问题展开评述，可以肯定地说，研究中出现的所谓新进展其实就涵盖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论题之中。 一、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晚清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统治危机而准备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清末新政之时，这个背景决定了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之间天生就有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但学界对此作为一个专门论题进行讨论则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5]当时的学界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清末新政，认为假如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中国或许早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不难想象这样的论断一出将会在学界激起怎样的反响。这意味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首先必须关涉的问题就是它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联。的确，在新近十年的辛亥革命研究中，该问题构成最基本的论题之一。 关于清末新政，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清政府发动它的主观意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际效果。一种观点重在揭示其抵抗革命的一面，认为“清王朝推行新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抵制辛亥革命，维护帝制道统”。[6](P300)“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有着明显的对抗革命的目的”。在庚子事变之后，“刚刚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为图自保而不得不亲手祭起‘变法’大旗”。[7]做这种解释的学者，通常是将新政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7]另一种则重在强调清政府发起这场改革运动的真诚性，认为慈禧之所以积极推动新政，“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注重清政府“自改革”性质的学者，通常会对改革的成效以足够的肯定，认为“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8]“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无疑是空前的”。[9]还有的学者则既肯定其“自我调整”的性质，认为“清政府在镇压戊戌维新以后感到维新派提出的某些改革措施还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于是清政府自己来改革。”同时也不否认其“确实有抑制革命目的”的一面，“因为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其本意就是要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与这种判断相一致，关于新政的成效也是作二分处理的，一方面强调“清末新政中许多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新政“究竟对整个社会起多大的作用，需要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10] 尽管对清末新政的评价重点或角度各有不同，但即使是以新政本身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研究，最终也要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勾连起来。比如，萧功秦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为题的研究，将清末新政划分为两个阶段：“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在他看来，正是第二阶段改革的失败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隐患。“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于是，“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8]再如，郭卫东的《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虽然认为清朝覆亡“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因为“军队、士绅、官员、满族是清朝统治最重要的支柱，是王朝存废的命脉所系，迄辛亥前夕已全部动摇”，并强调“晚清覆亡史不等于辛亥革命史”，但也看到了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之间“完全相反”的事实：“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是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新政’实行的结果是导出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11]言外之意，颠覆清朝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确与新政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几乎是研究清末新政者的共同感受，不过，同样的感受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的，如果说郭卫东是从新政导出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来探究清朝覆亡的原因的话，那么，谢放则是从新政引发的利益矛盾来分析的，他认为新政对清王朝本身“起了某种解体的作用”，因为“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围绕中央与地方、满洲权贵与汉族官僚的争权夺利，借实行新政而中饱私囊的大批贪官污吏，又使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12]高燕宁则注意到“清政府的制度属性”与清末新政失败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特征已经逐渐凸现，而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则无法完成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彻底变革，其结果“只能自毁于历史的冰山”。[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