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013－24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作为一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现为加州大学北京研究中心主任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著名学者周锡瑞就此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君主专制被民主共和所取代；封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儒家思想被摧毁。辛亥革命这个术语涵盖了1900（甚至是从1895年）到1913年间这个时段”①。经过中外学界几代学人的努力，或如章开沅先生所言，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支学科”②。 回顾海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可以发现，自革命爆发之始，辛亥革命就已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视并进入其学术研究视野，其中又以英美为主的英语国家研究最为突出和重要。一百年来，随着中外关系及政治局势的演变、有关辛亥革命史新文献的发现、海外史学理论及思潮的流播，对一百年来海外之辛亥革命的英文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之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可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爆发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为研究的滥觞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因麦卡锡主义的一度盛行，以美国为主体的英文相关研究在停滞后恢复并发展；第三阶段为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这是研究的发展、突破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段；第四阶段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是为学术的稳固和深入阶段，如何突破上一个学术高峰所带来的创作瓶颈，是当今西方学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 据笔者目力所及，英语世界最早以辛亥革命为论述主题的著述应为1912年丁乐梅的《1911—1912年的中国革命：一场内战的历史与政治记录》③，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向读者清晰讲述了这个帝国的变化……”给西方学者提供了“（辛亥革命期间）这几个重要月份的重要史实”④。此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语境范围和价值判断也因之改变，与之同步的是，西方史学新理论和新思潮在同世纪四五十年代风起云涌，这均对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产生了影响，现按照其研究内容及特点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序叙述： 资料文献译介。此期成果多是译者个人行为，缺少连贯性和系统性，选译材料还多是已出版的时人研究著述，比较重要的有：1931年译编胡适与林语堂编、汪精卫批注的《中国的评论家：其论文选集》⑤，其中牵涉到孙中山文化政策对此后国民党左翼文学的影响。1932年，美国中国史专家毕格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办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十月号文《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⑥，就储藏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以及原军机处的资料进行了分析。1937年，陈观胜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办刊物《太平洋历史评论》六月号文《袁世凯与宫廷政变》⑦，介绍了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介绍的袁世凯笔记。1945年，甘吉利利用孙中山的著述《中国革命回忆录》⑧、《中国的对外关系》⑨、《三民主义》⑩ 以及“其他并不容易获取的演讲及宣言”，编译为《孙中山选集》在伦敦出版(11)。但与以往英语学界的孙中山研究著述相比，该书附录的孙中山生平履历并无新意，“既未能告知读者新的知识，也没有对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评述”(12)。 通论性著述。如前文述，1912年丁乐梅出版的《1911—1912年的中国革命：一场内战的历史与政治记录》应为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的首部著述，丁氏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于1911年在伦敦出版《徒步旅行中国》一书，记述辛亥革命前中国各区域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地理概况及民俗流变(13)，被西方学界誉为“引人入胜的一本书”(14)。1913年，位于纽约的阿普尔顿出版公司出版计四十二章节、厚达447页的《中华民国》一书(15)，探讨辛亥革命时期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纠葛及对革命走向的影响、西方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作者是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美国驻华记者，彼时已有十二年的在华工作经验，“熟知中文”(16)，并“与多位中国政要交好”(17)，被美国学界认为是“历史学研究者和有宗教背景的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书目(18)。1930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贺尔康著《中国革命：一个世界强国的重生》(19)，以作者在华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为基础，围绕“中国是否有能力建造一个现代政府”问题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被美国学界誉为“品质与趣味兼得的好书”(20)。此外，该书的“第五、九、十章节对理解中国政治基础至关重要”(21)。 政治史领域。主要研究民初社会政治状况和政党政治，兼以对辛亥革命爆发原因的探讨，论文方面：191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曾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美国政治学会主办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二月号文《1911年外交事务与国家法》“远东状况”一节中(22)，认为晚清政体改革的失效与失败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分析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的蒙古地位、日俄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1912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主办刊物《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在第一期开辟“中国社会与经济状况”专刊，召集美国中国研究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探讨辛亥革命影响，其中威斯康星大学切斯特·劳埃德·琼斯的《中国的共和政府》探讨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共和制(23)。1921年哈罗德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五月号文《中国的武装力量与宪政发展》(24)，回顾了民初中国的武装力量与宪政发展。192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福开森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五月号文《中国的宪政政府》(25)，回顾中国宪政历程，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唤醒了19世纪的中国”。192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以创办尚贤堂知名的李佳白在美国《国际伦理学报》一月号文《儒教主义教导下的革命》(26)，分析孔孟对君王与民众间关系的理论，其中考察了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1930年在行政院新闻处国际分处供职的李炳瑞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国民党的三项原则》(27)，探讨了国民党立党的思想基础。1933年哈伯德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刊物《国际关系》九月号文《中国的进步》(28)，分区域介绍了民初时期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涉及当时主要列强势力在中国的竞争。1946年张君劢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一月号文《中国立宪草案中的政治结构》(29)，探讨了国民党的立党与治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