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8—0189—13 马麒其人 马麒，字阁臣，1869年生于甘肃临夏，1931年8月病殁于西宁。1902年，作为马安良的部属驻防于青海化隆县扎巴镇，是马麒进入青海之始。1906年，马安良为壮大自己的实力，保荐马麒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马麒就在这时发迹起家，势力由扎巴扩展到循化地区，从而取得了对循化和巴燕戎格(今化隆)地区的领导权，奠定了马家在青海统治的基础。其人“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进入仕途后，远交近攻，随机应变。一生作风，粗鲁中含沉重，急进时衡利害，言行谨慎，不轻举妄动，力求实效。他运用民族宗教地区固有的特点，因势利导，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虽不知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故终麒之世，辄以得人称盛，也在陇上八镇中声誉鹊起。”① 马麒在北洋时期的最高官职是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青海建省后他是第二任省长。 为什么研究马麒 中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在近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之后，中国社会被迫进入现代化转型之时，当时的“五大族群”满、汉、蒙、回、藏，在生产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并不亚于欧美各国之间的差异。一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帝 国”，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发育出了一套能够应对特殊的自然环境问题并且较为成熟的以文官体系为特色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而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衰微，文官体系失灵，新的权威没有确立，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地方各自为政、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觊觎“大清帝国”版图，也极尽能事在中国各大“部族”中进行现代民族主义的启蒙，甚至直接策划、参与分离进程。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几经生死关头，除外蒙古在特定的国际政治条件下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外，其他边疆地区始终维系在中华体系之内。如果从1840年—1949年国际局势和内政演化的“宏观逻辑”来分析，中华体系，至少处于其边缘的一些区域，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分崩离析应当是合乎历史趋势的必然，而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统一的东亚大国的继续存在似乎是某种意识形态和特殊政体孕育出来的“怪胎”。 相对于中华体系孕育、成型和维系的历史来说，一百年是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单位。而相对于这个体系所涉及的自然生存条件以及生产适应和文化表征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复杂性来说，一百年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实践，可能并不能提供一个分析、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合适框架。因为这种路径不能同时避免以下两种风险。第一种风险是以中华体系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为前提假设，进行所谓的宏观结构分析，虽然能够大致模拟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变的概貌，但却无法为有目共睹的内部多样性找到合适的位置。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体系的认识陷入“中心—边缘”关系模式的窠臼之中。第二种风险是当人们充分重视到中华体系的内部多样性时，却既不能对当前中国保持统一政治体的现实给出有力的解释，也不能有效说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相互依存(相互性)以及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这种风险下的学术思维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表现在历史延续性和社会群体关系方面的双重断裂。强调一致性而忽视多样性，或者强调多样性而忽视一致性，似乎是我国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难以突破的二元对立，而任何一方，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间玩着排斥的游戏，而非作着整合的努力。 青海处在中原地区和西藏、新疆的过渡地带，是一个至今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没有重要地位的地区。然而，这里却包含着持续千年的关系模式——如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耕社会的关系，以及影响广泛的互动——如茶马贸易。如果我们把中华体系看做在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业社会相互依赖的基本历史情境中经过长期互动而得以成型的社会系统② 的话，青海既是现实的桥梁，也是历史的桥梁。实际上，可以说分布于欧亚大陆东部第二阶梯的各个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这里正是中华体系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关系生成结构”发挥作用的场域。而我们对这些桥梁的形成机制、现实(realized)结构、实际影响和作用方式还所知甚少。 具有历史性的机制和影响，只有放在它所发生的具体的历史进程(process)中才能加以研究，而历史的具体进程，只有在其行动者的具体社会活动中才能得以观察。从上文对马麒其人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到，马麒一生正处于百年巨变的中间时段，经历了西北“回叛”、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四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其身份也一个接一个，从“河州回贼”到“朝廷命官”，从“前朝之臣”到“光复大员”，从“光复大员”到“地方政要”，再从“地方政要”到“党国中坚”(新建之青海省省长)，走马灯一样不间断地转换。这些身份以及与这些身份相关联的社会互动，实际上涵盖了那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进程。如此多重的身份可以集于一身，作为个体，马麒是如何协调其中的各种关系，以维持他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理解性的呢？ 本文试图把马麒这个人物放在他活动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分析他的这些身份，把这个个体的行动放在其发生的社会结构背景中加以解释。 马麒的多重身份 1.河州回民身份的意义 在本文所要讨论的马麒的几种身份中，只有这一个是先赋身份。这种身份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影响深远。 首先，“河州回民”实际上复合了地域和族群两种身份，在地域经济生态和文化表征两个层面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含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象征资源。 甘肃临夏旧称“河州”。河州为陇东之左，连接中原与藏区。这里的回民也多以兼营藏汉贸易谋生。从事藏汉贸易一直是河州回回获取农业以外生存资源的重要手段，他们实际上也是中原农业区与高原牧业区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由于经商，河州的回回中有许多人兼通汉藏两种语言，与藏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马麒之父马海晏，早年即以务农兼营药材、木料生意为生。“马海晏长期往来于藏区之间，不仅使他对藏族社会情形十分熟悉，而且还学会了一口藏话，这是他后来能够结识一批藏族头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与各地商人的接触中，他对中原内地情形也时有所闻，眼界日益开阔……”③ 马麒自幼即跟随其父，耳濡目染，也精通蒙藏事务。而一直充当其左膀右臂的胞弟马麟更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