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2.37；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8-0132-12

      与传统中国相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机器大工业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重要标志。与机器大工业产业诞生相伴的是对工业资本的大量需求和对资本市场① 的呼唤。大工业需要大资本，大工业企业借入资金供企业周转发展是各国工业化时期普遍的共同现象。但是，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机器大工业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筹集资金的现象寥寥无几，证券交易所在产业证券上的作用亦相当有限②，钱庄和银行是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主角。可是，作为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钱庄与近代中国企业筹资间的关系如何，又具有什么特点等等问题，长期以来却缺乏认真的梳理和分析，以致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位。

      钱庄历史悠久③，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但是，钱庄的无限责任公司组织、信用放款且周期较短、资本规模有限及传统家族式经营管理等经营方式，很自然地被认为与近代大机器产业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的特点不相适应，因而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钱庄因其数量众多、信用良好、善于审时度势和灵活多变的特点，不仅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二十世纪华资银行崛起及证券交易所成立后，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一点，则更为人所忽视。

      鉴于此前尚未有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钱庄进行过考察，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第一和第二部分分别考察华资银行业出现之前和之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及作用；第三部分则分析近代工矿企业兴起后，钱庄为适应新变化在制度和经营方式上所作的改变和调适。

      一、华资银行出现前钱庄对近代工矿业的资金融通

      中国近代工矿业的诞生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经统计(据有文献记载为准，不计此后是否倒闭)，从1872年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设立，到1887年为止，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筹集资本的民用企业共有39家④。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记载，到1911年为止，中国近代商办、官办和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的近代企业合计共521家，其中甲午战争前成立的有74家，1895年—1911年设立的有447家⑤。除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外，在商办企业(包括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中，一般不存在官股，其中上规模影响大的官督商办性质企业中，往往有官款，但这些官款都是官方借款，是官方资助企业开办时的垫借款或帮助企业渡过某种难关而借给的资金，并非官股。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企业中官款的用途情况可见表1：

      

      原表下面有一个说明是：“这些官款虽是垫借款，多数在一定时期后归还，但就它们的来源说，有税款、饷款、部款、报效款等，都不是来自金融机构，原都非借贷资本”。这些官款也“大都不是用于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而主要用于开办费，尤其是购置机器设备和基本建设经费，实际是属于创业资本性质”⑥。很明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这些官款的支持和帮助，这些企业是办不起来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官款支持，要与拥有雄厚资本和不平等条约庇护的列强在华企业争利和分利，这些官款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以及其他兴办起来的中国近代企业，绝大多数都在资金缺乏的困境中挣扎，为筹集维持企业生存发展的资金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传统中国金融机构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身影，以及其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中国近代企业筹资的活动中，钱庄十分活跃。这里，我们选取不同行业的三家企业，进行个案观察和分析：

      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设立的第一家资本主义大机器交通企业。由于招股困难，这家企业在主要依靠官方借款成立后，就不得不为筹措企业的营运资金而不断罗掘奔走。

      

      表2的统计数字来自于招商局第一届至第七届帐略。据招商局负责财务的会办徐润在这本册子的“序”中介绍其编辑缘起时说，是“商局七年以来刊发总揭帐略及开办续订各章程，递年散处，阅者难窥全豹”，因此“今特汇成一册，庶可一目了然”，“以供同人便览”⑦。也就是说，这册帐略是为给各位股东查阅招商局的状况而编，因此从这册帐略中，能够客观真实的查阅到招商局成立后的各种财务和制度情况。

      通过查阅招商局这七届的财务数据可知，从招商局成立开始，资金不足就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为此各年均借有巨额外债，且外借的债务数额越往后越大，一般都是资本数额的好几倍。在借款中，只有1875—1876和1876—1877两届单独列出了钱庄贷给招商局的借款数额，其余各届钱庄和私人借给招商局的债款数额是合并一起计算的。但就在这两届数额单独列出的钱庄借款中，1875年—1876年钱庄借给招商局的款额就达61万多两，与招商局该年的资本总数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官方借给招商局的款项。1876年—1877年招商局因盘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借官款大幅增加，但招商局仍然获得钱庄贷款接近60万。“万事开头难”，招商局成立后即面对拥有雄厚资本的英美轮船商的跌价竞争，在轮船招商局前三届资本分别只有47万、60万和68万，官方借款12万、13万和35万的情况下，钱庄的借款(与私人合计)47万以及钱庄单独借给的61万，对招商局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输转不遑之处，率向沪庄通融”⑧，唐廷枢徐润在第三届帐略中所说的这句话，从1881年刘坤一奉旨彻查招商局后奏折所称“(招商局)计现在结存轮船、码头、栈房、船坞、趸船等项，共置价银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两，所收官帑商股共银二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又保险公积采余抵银十七万九千余两，实短银七十四万五千余两，系向钱庄挪用”⑨ 中得到了证实。徐润在自编年谱中亦称：招商局“初时本少用多，恒形竭蹶，常年周转，既赖官款接济，亦赖商款流通。职道……当时谬承众商见信，凡有往来，如取如携，毫无难色。十余年来，统计每年年终结欠庄款既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