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有案”是指日俄战争时期，逃往上海的俄国“阿斯科”号巡洋舰水手酗酒后砍毙路人周生有而引发的中俄之间的交涉，案件起因并不复杂，但是由于双方对案件的处理分歧太大从而使得交涉极为艰难，几近激起上海民变。最终清政府屈于俄方的讹诈和恫吓而妥协结案。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案没有专门研究，只是在有关日俄战争的论著中略有提及，其中对此案研究最为详尽的是崔志海的《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一文，该文对此案交涉过程做了一定的考察，但由于该文不是对此案做专门研究，因而论述略显简单。本文主要依据《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季外交史料》及战时中立等相关规定，从中俄分歧、治外法权及战时中立制度等角度，试图对此命案的交涉作一比较详尽的考察。 一 案件的缘起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腐朽的清政府不但未能加以阻止，反而宣布“局外中立”，从而旁观了一场本国领土遭外人蹂躏而不敢吭声的战争。日俄开战后，上海道台袁树勋宣布上海为中立区，分别照会日、俄驻沪领事，申明两国军舰不得在上海沿江沿海口岸停泊、采运或作战，日俄领事均复照同意。但战争前后，俄国船舰弁兵依然多次非法驶入远离交战区的上海避难，日本也以此为借口，不时将船舰驶入上海。日俄两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严守中立，另一方面又不断破坏中国的中立，动辄指责中国不守中立屡以武力相威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中、日、俄三方间的外交纠纷。 1904年8月12日，在旅顺战败的俄国鱼雷艇“格罗苏福意”号和巡洋舰“阿斯科”分别驶抵上海引翔港船坞躲避和修理。当时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条规》明确规定：交战国的军舰、军队，“如有败逃入中国境内，应收其军器，听中国官员约束，不得擅自行动”①。后两艇舰先后卸除军械，被拖往浦东东清码头存放。为防俄船舰官兵寻衅滋事，袁树勋与俄国领事反复交涉，约法四章。规定其员弁水手体操、闲游等事项，不得往别处闲游，即偶至租界，亦应限定人数、时刻，另派妥当之人巡察②。 尽管袁树勋绞尽脑汁希冀防患于未然，俄兵依然我行我素，越限游荡酗酒之事常有发生，甚至发生了砍伤华民致死的“周生有案”(下称“周案”)。1904年12月15日，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号水手亚其夫与地亚克两人私自外出，酗酒后乘车至南京路外滩，因拒付车资与车夫发生争吵，亚其夫夺过路旁木工所用铁斧行凶，将路过的宁波人周生有砍伤致死。两俄兵当场被巡捕解至俄总领事馆，俄驻沪领事阔雷明将两人交送回舰，只是说按军律处理了事，由此引发了中俄处理残杀华民涉及治外法权的中俄交涉。 二 艰难的交涉 俄国逃兵无故残杀中立国人民，凶手归谁审讯？怎样审讯？此类案件在中国尚无成例可鉴，中外条约也无明确的条例可援。俄方倚仗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坚持按中俄条约或续增条约中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行事，托词此系军事之案，应照俄国海军律例讯断而拒绝交出凶手。因为中俄《天津条约》第7条俄文本最后有下述几句：“俄国人获罪，应照俄国律例科罚……俄国人在中国内地犯法，应审讯治罪者，解送俄国边界地方或俄国办事官员驻扎海口办理。”③ 《北京续增条约》第8条也有类似规定：“若有杀人、抢夺、重伤、谋杀、故烧房屋等重案，查明系俄罗斯国人犯者，将该犯送交本国，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④ 而中方依据中俄《天津条约》第7条有“通商处所俄国与中国所属之人若有事故，中国官员须与俄国领事官员，或与代办俄国事务之人会同办理”的规定⑤ 和《中俄改订条约》第11条有关两国人民在中国贸易等事致生事端，应由领事官与地方官共同查办的规定⑥，一方面谨守条约中“会同办理”、“共同查办”等规定，另一方面又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坚执俄舰从战地逃至中立国境内，按照公法，凡解除军装，扣留人员之舰及船员均受中立国法律管束。今被保护国之人，无故戕杀保护国之民，已非寻常命案，不能按治外法权处理，凶手应交华官归中国法办。 就这样，中俄双方都坚决要求按条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处置案犯，而这些条款本身有不尽完善甚至相互矛盾之处。双方各执一词，俄国又公然蔑视国际法和战时条例，从而使得“周案”交涉异常艰难。 1.凶手归谁审讯 凶手交送回舰按俄军律处理，俄方的淡然处之自然激起清政府和民众的极大义愤，负责处理此案的上海道袁树勋、清外务部及上海各界一致要求将凶手交中国政府严惩。 袁树勋力索凶手交中国政府处理。18日，他照会俄领事阔雷明交出凶犯，由中国政府审讯。但俄领声称得由水师官审讯，领事亦无权，拒绝交出凶手。19日、28日，袁树勋两次亲赴俄领事署面商交涉，还严正指出：“俄船逃至中立口岸，败兵归我保护平安，岂有反任残害我华人之理？万不能照寻常交涉命案，应归华官讯理。”⑦但俄领认为，案情“事出意外，实属误伤”。双方几次辩论都毫无进展。袁树勋请求外务部与俄总领事订期会讯商办，但俄方一再置若罔闻。 袁树勋反复照会俄领，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袁树勋指出包庇凶犯的严重后果：“此凶犯，乃容留在沪应由我中立国约束之兵丁，贵总领事竟不饬令交出，听其逍遥法外，视人命如儿戏，置公法于弁髦。沪上商民同深公愤，并闻日本人之经商在沪者，尤有戒心。设因此而有意外之虞，我国不能曲全中立之责，应由贵总领事担其责任。”⑧ 直到12月29日，阔雷明才复照袁树勋，依然态度强硬：“该犯乃系水手兵丁，本总领事唯有将其移送该兵舰水师官员审讯之一法，来文所请送由中国官员审讯一节，置两国约章于不顾，断难照办。”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