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签署于1895年4月的《马关条约》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马关条约》第二款有如下内容：“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拆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① 这便是条约中文本内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叙述。虽然上述割让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最终未能得以有效执行，然而日本早在要求中国割让上述土地之前已感受到来自俄国的强大压力，但是日本依然提出了该项要求。那么，日本是据于何种理由要求中国割让这块土地的呢？换而言之，日本是建立在何种东北地区印象之上要求上述割让的呢？具体而言，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印象或者理解是如何形成的呢？近代时期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调查、整理、分析，继而提出相应对策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逐渐由小渐大，由弱渐强，与其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目前，对于日俄战争后满铁调查状况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甲午战争前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期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其中原因，不外乎缺乏可供参考、研究的系统资料。然而笔者以为自中日缔结修好条规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实不可忽略。这种印象随着笔者对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挖掘而不断得到加深，并使得笔者确信，日本19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的许多重大对华政策均是建立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之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方略，近代日本似乎尤能领略，并忠实贯穿于其对外政策的实践之中，而对华调查由最初的零散形式发展至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便是此类实践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活动。本文正是以一批明治时期出版的日本人的中国纪行作为观察、分析对象，粗略揭示了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印象或者理解的形成过程。而日本也正是以上述印象或理解来确立自己的对华东北政策。 对于东北南部初步印象的建立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于1871年，生效于1873年。随着该条约的生效，中国东北地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牛庄也相应对日本开放。这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对日本的开放口岸，如果有中国官方颁发的通行证，还可以出入开放口岸以外的地区。那个时期，日本在华经营的能力非常有限，仅有的几家日本洋行大多将其精力投注在上海这座贸易繁盛的新兴港口城市上，而对于东北地区，当务之急是建立初步印象，至于应如何打开贸易局面，尚未成为话题。本文则借助曾根俊虎撰写的中国纪行——《北中国纪行》，可以初步揭开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早期认识状况。曾根俊虎是日本著名中国谍报专家之一，受日本军部派遣，自1874年起，前往中国刺探各种情报。《北中国纪行》就是他在1875年至1876年间游历中国期间根据实际观察到的情报汇编而成。其中，《北中国纪行前编》的前半部是曾根于1875年7月4日至8月9日，从天津游历至盛京的旅行记录，据该书序言，此行主要目的是“探视辽东马贼割据的地方”，但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更是一本日本人首次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所写成的报告书。在通过山海关后，他留下这样的记述：“中国人通过此关时，门吏必问其姓名、住居和年龄，行人不以满语回答就不让通过，这是山海关的定则。”②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便到了19世纪70年代，汉人通过正常渠道出山海关依然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反映关于禁止汉人移民东北地区政策的鲜活例证。而通过曾根关于牛庄与营口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的印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书中如是说道：1875年7月14日晚至牛庄城，叫来客店主人询问道台署以及外国领事馆所在地，回答说这些都在营子(营口)，营子离此地90里。起初我们以为牛庄城是开港之地，到当地才知道领事馆等不在此地而在营子。③ 牛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港，但是外国人在要求牛庄开放之际并不知道，曾经是东北地区货物进出口主要集散地之一的牛庄，最迟在道光年间已经完全退出贸易舞台。这是因为随着辽河河底的逐年淤塞，海船无法通过内河——辽河直接到达距离海口较远的牛庄，导致货物必须在距离海口很近的营口装卸，长此以往，营口便取代了牛庄的地位，但缘于习惯，当地人将营口、牛庄混称为牛庄。英国人在勘察实地、了解情况后，果断放弃了牛庄，将领事馆设置在营口。④ 通过《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我们知道日本首位牛庄领事至1875年11月方到任，也就是说曾根是先于领事前往牛庄的，故有上述记述。另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还简明反映出，日本起初并没有往牛庄派驻专任领事，最初的领事即由天津领事池田宽治兼任，1876年至1880年7月间的领事一职，先由美领鼐德、后由英国人班迪诺代任，其后两年虽然又由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兼任，但1882年9月起仍由英国人班迪诺代任，直到1897年6月以后才完全由日本人充任领事。⑤ 这一惊人信息透露出，日本人对于东北地区有步骤的周密经营应该起自甲午战争以后。不过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日本迟迟不在营口派驻专任领事，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在营口，既没有什么日本居民，也没有什么日本商行，需要领事管理的日常性事务实在太少。 透过曾根的记述，我们知道他对营口的初步印象非常糟糕。即，“此地肮脏不堪，臭气冲天，苍蝇之多，无处不在；水也不好，无益于身体”⑥。但是对于非开放口岸的辽阳城，曾根却抱着极好的印象，“与天津、上海相比，我觉得这里最好。虽然商店甚少，但居民住房都不错”⑦。在游历过盛京城后，他对东北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即，在盛京，没有领事，但有神父。奉天府所属盛京城，与天津城内相比，道路宽阔而整洁，房屋亦呈殷富之状。人口据说有五十万。和辽阳城一样，城墙上禁止人步行。奉天府位于京师之东1500里。东西距离5100里，南北长2000余里；东临大海，西有山海关，北与俄罗斯为界，东南接界希喀塔山；管辖兴京、承德、海城、盖平、开原、铁岭、辽阳等县外，还管辖宁古塔、黑龙江二城。(盛京城)西边距离山海关800里，南边距离旅顺港730里，至开原340里，东边与朝鲜接界，至鸭绿江530里。特产有珠玉、人参、貂皮、海龙、益母草、松花石、熊、虎、元狐、沙狐、灰鼠、花狗、海狗、火狐、熊胆、鹿茸、鱼、海参、桃花米、石耳、豹尾、蘑菇、香水梨、肉脯等。⑧ 上述印象部分出于实地考察，但更多来自间接获得的信息。这次旅行，曾根并未越过盛京以北地区，而当他再转回营口，希望获得前往大孤山的通行证时，却遭到当地地方官的拒绝。理由是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有“不许两国人民互到有贼之地方”的规定，而“自此而东，盗贼颇多”⑨。不过在营口逗留期间，通过与当地人的闲聊，他却获得如下信息：“七年前，美、法进攻朝鲜，清朝派兵帮助朝鲜，从盛京地方派兵15000人。因为极为保密，驻北京的美、法公使皆不知晓。现在如若朝鲜有事，他日日本动用兵马，清朝也必定重蹈旧辙，以兵相助。然其兵如若从盛京近地派出，亦该通报上海贵国的领事。”⑩ 曾根是名军人，游历中国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收集各类情报，在他的记述里时常会透露出一些战略意识，比如在游历盛京城外的北陵时，他不禁发出如下感慨：“若与清国交战，攻占盛京时，可先取此北陵，屯兵于此，在后面小山上建造望远楼，配备哨兵，堵住吉林方面的要道，控制通往北京的道路，此可谓上策。”(11) 曾根此次东北之行，更多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考察，这从他对中朝边境地区怀有浓厚兴趣的举动上得到证实。 在进行过短暂休整后，1875年10月15日，曾根再次离开天津，前往登州。此行目的在于探访登州蓬莱阁的驻兵情况，拜访迟氏、梁氏，物色熟知朝鲜内地之人。迟氏、梁氏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之际曾大力协助过日本。其中迟氏与日本陆军省的冈本监辅一同到过日本。据曾根说，这些人视清朝为仇敌，等待时机，以期覆灭清朝。(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