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034（2011）01－0001－05 李大钊通过孙洪伊初识汤化龙，二人交往初期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后由于二人政见出现分歧，遂由合渐离，并最终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目前学界对李大钊和汤化龙民初关系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试图将相关史料略作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公交私谊 （一）交往初期 李大钊与汤化龙的交往始于孙洪伊。孙洪伊，直隶天津人，进步党人士，曾和汤化龙长期合作共事。为了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李大钊1912年冬，拜访了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孙洪伊，得到孙的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汤化龙初任众议院议长时，惊服李大钊才华，委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1]和《法言报》的编辑。通过办报，李大钊和汤化龙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1913年7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打算赴日深造，囿于家境需要资助。此时的汤化龙为了选拔一批青年政治家，和他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他常言：“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理想中之学生，必有轰动一时足当国民铸金之祀者。此理想实现之迟早，以学生之奋斗努力，占社会中坚地位实现之迟早为衡。”[2]汤化龙通过对李大钊编辑工作的考察，认定他是一个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李大钊赴日求学，以归国重用。曾任众议院首席秘书的李仲公（即李其荃）回忆此事曰：汤化龙“用党费选送一批青壮年同志到日本留学，培养和充实集团的后备力量。被选送的共九人，计有刘道铿、陈博生，是刘祟佑和林长民介绍的，李大钊、李其荃，是孙洪伊介绍又以文字受汤知遇的，张梓芳（即张必果），是蒲殿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是李大钊介绍的；南庶熙，是汤提出的。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三百元。”[3]汤化龙不仅资助李大钊，还资助了李大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可见对李大钊的重视。1913年冬，汤化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汤佩松、汤佩琳赴日求学，汤“不无担忧，便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他俩的生活和学习”，[4]最后通过比较选择了李大钊。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言：想把佩松托付与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却特意挑选李大钊照顾未成年的儿子，足见汤化龙对李大钊的信任与倚重。 （二）汤化龙对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立场。章士钊曾言：“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5]在思想言论上，二人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他认为：“激烈之革命，有害而无益”，“中国万恶之社会犹如痼疾，去之不以其道，施以猛烈之手术，疾不能已，而或以促其生。”[6]与汤化龙过从颇稔[7]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他言：“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8]主张以秩序求进步，反对暴力革命。汤化龙“夙所梦寐祷祈”者乃“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9]。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政党政治理论的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使得二人初期在政治立场上都表现为支持袁世凯排斥国民党。加之民初袁世凯假共和的虚伪面目尚未暴露出来，因此，汤化龙在“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10]的主张下，“一方抱定稳和的方法与渐进的精神，一方即承认此旧势力，谋利导之而促之改良”[11]把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依靠力量。李大钊也认为，为了“震伏群魔，收拾残局”，需“惟此枭雄是赖”，[12]和汤化龙一样在初期对袁世凯寄予希望。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当袁世凯要裁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汤化龙担心战争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为袁辩护、开脱。汤指出，“共和方始踏入正轨，国家富强有望，不应以莫须有之事迹，而乱诬贤人为词。”[13]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驳斥云：“彼愚妄之徒，偏欲以地方分权之谬说拥庇之，抑知无论地方分权说，在中国今日，已无存在之余地。”[14]其他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就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的影响[15]。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