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新创建的革命组织。1980年以后，方有论著指出孙中山在1910年改海外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事实，因记述简略，未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仔细爬梳史料不难发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就曾先后两次在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这一发现，无疑将大大扩展史学界以前对中华革命党的认识。围绕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组建中华革命党主题的探索，开展对孙中山所处革命形势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丰富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一、兴中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在辛亥革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革命党”是口头及书刊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作为泛称，它的意思相当于革命者、革命派，有时也是民主革命团体的同义语。而与革命党实际含义相同的中华革命党，用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团的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题过去一直无人追究。1980年以后新出版的史学论著中，有人认为，这一称谓初见于1910年孙中山将美洲及南洋同盟会分会改组成为中华革命党。然而，就我目前依据有关记载形成的初步看法，“中华革命党”出现的时间还应推得更早。 190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秘密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之后到达檀香山，先后在希炉及火奴鲁鲁建立了革命团体。其名称，史料记载不一。如冯自由在所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说：“会名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而当年在檀香山协助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的毛文明，却在《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一文中回忆：“未署兴中会名义，而总理则称为革命党。”这里提到孙中山所称革命党，作为特指的革命团体名称，当是中华革命党的简称，犹如将中国同盟会称作同盟会一样。希炉及火奴鲁鲁所建革命团体，究竟是像冯自由所说称中华革命军，还是如毛文明回忆称革命党？查孙中山于1903年12月复同志信中说：“弟今在檀香山，已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① 结合相关记载，孙信中所说“军”字当指此前11月在希炉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军。据此，冯自由之说当为可信。孙信中所说“党”字，从语法逻辑上也应指中华革命党。另外，孙信中既明言“军”是由“党”改称而来，那么，中华革命党的创立无疑是在中华革命军之先。至于中华革命党最初是在何时何地创立的，目前虽尚未得见确凿证据，但依此前孙中山1902年在越南河内发展组织及1903年8月在日本东京秘密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时，就已使用与后来的中国同盟会一样的十六字誓词的记载，中华革命党的创立当在1902年于河内至1903年8月于东京之间。 孙中山在檀香山改“党”为“军”，直接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记邹容之功”。因为孙中山来檀时曾携来邹容《革命军》一书，由于该书不仅公开呼吁颂扬反清革命，而且明确提出在革命后仿照美国革命独立主义，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地华侨中，“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② 孙中山想借助邹容《革命军》的巨大宣传效应，来扩大他所创革命团体的影响。二是想借此名义募集起义经费。在发动募捐时，其用途比筹集革命党活动经费更明确、更直接，当然也更容易获得募捐对象的理解和支持。有实物证明，孙中山在当时确曾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发行过一美元与十美元两种面额的军需债券，其上写明：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以十倍价值偿还本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将“党”改“军”以后，“党”的名称是否不再使用？抑或是二者并行不悖？ 就辛亥革命时期几个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光复会来看，其日常活动经费一般以会员交纳入会费或平均分担的方式来解决，而巨额经费的筹集，则要以发动起义或实行暗杀之名感召广大华侨捐献。这种方式按孙中山的说法，就是国内同志捐命，海外侨胞捐款。所以，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都曾以“起革命军”为由，或直接以某某军的名义募集大宗革命经费。如陶成章1908年冬去南洋，便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筹款，同时又在收款凭单上加盖浙江同盟分会印章。再如，孙中山于1910年在美洲及南洋重建中华革命党，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广州起义，次年7月，他即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在发布的筹饷约章中署“中华革命军发起人孙文”。而在同时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票上，则“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与“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联衔并署。于此可见，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两种名称并行不悖，前者是本称，后者是用于军事事务时的名称。这也进一步证明，对孙中山1903年在檀香山所建革命组织，冯自由说称中华革命军，毛文明说叫革命党，二者均可成立。 与以前兴中会相比，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在誓词及加盟仪式上均有重要变化。前者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者的誓词则改为：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者与同盟会誓词比照，除了将鞑虏称作建虏外，其他词句与内容完全相同。在入会仪式上，兴中会由主盟人宣读誓词，入会者以左手置于《圣经》之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中华革命党则为“发誓者举右手，向天当众宣读誓词；施誓之人，面发誓者立，亦举右手为仪”③。其誓词及入会仪式与孙中山1905年在欧洲组织的革命团体和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基本相同。孙中山为什么将他组建的革命团体改名中华革命党，而不继续叫兴中会？个中有主观爱好，更有客观原因。首先，随着革命实践的增多，思想认识的深化，孙中山对他以前所创立的兴中会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不广、成员素质不高、外表具有改良色彩的秘密小团体，已不满意，故有1899年秋与梁启超在日本多次协商联合组党之事。特别是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与以往境遇明显不同的是，“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④。目睹如此大好革命形势，孙中山深受鼓舞，壮怀激烈，“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⑤，愈发对扩大兴中会失去热情。所以，从1900年10月到1905年秋天，孙中山“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⑥。此种迹象表明，孙中山正在打算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大同盟”以代替兴中会，中华革命党的创立就是孙中山深思熟虑并付诸实践的结果。其次，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从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外界影响，开始以革命党自命，声称“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⑦。革命党逐渐成为一种自称和他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⑧。1905年7月，孙中山曾提议把即将在东京成立的革命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来在讨论通过时，被去掉了革命二字，定名中国同盟会。对改用这样一个隐晦含混、有类江湖结义组织的名称，孙中山内心并不认可。后来，他于1923年8月15日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回顾道：“当时名目叫做同盟会，这个名目真是不求甚解了。”由于对“革命”情有独钟，因此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文件及演讲时依然常用“革命同盟会”的名称。中华革命党在实际含义上与革命党、中国革命党相同，所以被孙中山选中，先后三次被用作他组建的革命团体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