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对于晚清政府产生了巨大打击，并客观加剧了中国封建体制的消亡。在这场波及全国的事件中，清廷中央政权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各省的督抚大员在事件中有着各自的政治筹谋，保皇会、革命党等政治势力借机发动武装斗争，加之义和团运动、联军入侵等事件所带来的不稳定的政治因素，都对清廷的中央政权和行政效力造成了重大挑战。 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庚子国变其间其后仍然保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除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之外，作为通讯手段的电报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正是电报技术所建立起来的全国通信网络，才使清政府在偏安一隅时能够与各省官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基本实现了政令畅达，客观保证了国家机器的勉强维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因信息中断而面临的政治统治危机。 在庚子国变的过程中，清廷的行为可以按照时间和事件的顺序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清廷的政治统治都与电报技术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西巡和驻陕的阶段，清廷对于电报技术达到了空前依赖的程度，将电信联络视为关系政治存亡的重要措施。从史料反映的历史信息来看，越是清廷信息不畅、电报中断的时候，越是其政权遭遇危机的时刻。因此，电报通讯成为了考查庚子西巡期间国家政治状态的一条新线索。 一、清廷“西巡”前的电信情况 义和团对电报设施的破坏是造成清廷电报通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庚子国变过程中，基于长期积累的华洋矛盾，义和团在全面抵制西方文化的同时，亦对西方设施与器物进行了自发性的打击与捣毁。在义和团捣毁的各种“洋物”中，电线、电杆、电报局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5月，随着华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加之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直隶、山东等地全面爆发。直隶地区作为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区域，在整个庚子国变期间遭遇了义和团、清军和联军的多重打击，因此也是电报设施损毁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北京失陷之前，清政府的对外电信联络已经陷入全面中断的局面当中。按照庚子以前的电报通信线路，北京对外联系的电报线共有三条，一条由北京经通州接往天津，再经津沪线接通上海，被称为“东线”；一条由北京经卢沟桥通往保定，再经太原接至西安，被称为“西线”；一条由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库伦，再接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被称为“京恰线”。在三条线路中，西线最早受到破坏，特别是北京至保定一段，随着卢保“铁路被拳匪拆毁，电杆亦被砍断”[1]卷21，16；东线地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带，在庚子国变之初便已受到大规模的破坏，“拳匪倡乱，京津电线首先被毁；”①京恰线亦“被匪割断”[2]70，外来电报只能交“张家口专马递京电局”[2]74。对于庚子国变期间京畿电报线路的残破情况，《东华续录》曾有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倡乱，畿辅电线首先被毁。南至津沽，北至张家口，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千余里间同时拆毁。”[3]353 电信断阻对清廷与外界的联系造成了较大影响，尽管临时采取加急驿递的方式传递信息，但其实际效率和便捷性却与电报技术相去甚远。从晚清的电旨、电奏制度来看，随着电报技术二十余年的应用，清廷在政治统治和军事调度等方面已经对于电报通讯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依赖，当这种通讯手段因为突发事件而临时失去时，电报技术长期应用所形成的历史惯性会使清廷的政治统治陷入困境。因此，直到北京失陷前夕，清廷仍然致力于恢复电报通信的尝试，足见其对于电报技术的依赖之深： “现当用兵之际，军情瞬息千变，全赖电线无阻，消息灵通，方可通筹因应，迅赴事机。著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营汛，务将电线一体认真稽查，实力保护。倘有匪徒纠众掘断毁坏情事，即行勒拏严办，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严惩处。至直隶、保定、及山西、陕西一带电线被毁尤多，著裕禄等饬属查明地段，即行设法修复，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各将军、督抚知之。”[4]109－110 二、清廷“西巡”中的对外通讯 1900年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清廷部分官员仓皇出逃。在此次“西巡”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清廷的对外电报联络完全隔绝。由于直隶地区“溃勇、匪徒甚乱”[2]200，“专马难入京”[2]196，因此驿递也无法取得联系，清廷与外界陷入了“文、报均阻”[2]200的艰难处境当中。对外联系的中断使中国的国家政治陷入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当中，在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这种权力的真空对于社会思潮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于整个国家的中央政权一时失去联系，中国出现了“南北梗阻，人心皇皇”[5]659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早在两个月前北京失去对外电报联络时便已显现端倪，其时“京城半月无信，各省人心摇惑”[2]84。 直到8月22日，东南各省督抚所收到的消息仍然是8月13日北京寄往山东的信件，称“两宫仍在京”，其余则“杳无消息”[2]199，至于“洋兵是否攻入”、“庆邸留京议款之说确否”、“随扈大臣何人”[1]卷39，19等督抚们关心的问题，“京城、行在皆无消息”[2]195。8月22日当天，盛宣怀等人才接到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的电报，称“两宫廿一西幸”[2]201，方知西巡之事。清廷与外界联络中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在国外亦产生了一定影响，据驻德公使吕海寰所述，德国国内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因电报阻断而谣言丛生，“北事因电阻生谣，致肇衅端，近沪亦有蜚语，诚恐煽惑起波。”[6]21驻美公使伍廷芳亦称，“北线断，谣言多。”[7]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