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4－0003－10 自1825年9月27日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驾驶“运动号”（Locomotion）机车在英国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林敦（Darlington）间上路为标志，世界迎来了铁路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交通体系，铁路的重要特征是以快速、大量、低价地将物资及人运送到传统交通体系不可能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的地区，可以极大地节约经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上作用明显；通过以铁路、轮船为主干的现代交通体系，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个国家或地域，其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融合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展开，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多元的且至今无与伦比。 1840年左右，有关铁路的知识通过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等人的著述传入中国。最早确切计划将铁路引入中国的，仍是致力于在全球扩张中最大化追求经济与国家利益的西方列强。19世纪60年代，西方舆论极力鼓动通过建造中国铁路以扩大对华贸易。1867年，英美等国通过修改《天津条约》的机会，迫使清政府让予修筑铁路的权利。然而，中国人对于铁路交通的重要性所知甚少，与此同时爆发的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法战争，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无知与敌意使中国人对西方人极力推荐的铁路建设心存疑惧，连后来全力推动洋务运动并为中国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此时也断然拒绝修建铁路的建议。1875年，以英人私建上海淞沪铁路的兴废为标志，铁路技术被涂上了政治与民族主义的浓重色彩，中国人既无法认识到铁路技术对于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难以意识到工业革命后世界发展路径及格局的改变[1](pp.4～5)。 甲午惨败，让1895年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先进的中国人此时终于清醒，引入现代技术与制度意味着经济的发展与国力的提升，舍此无富民强国之道。此后，作为一种“西学”典范乃至关乎国计民生、军事诸方面的“利器”，铁路技术的引入获得高度认同，对于铁路价值及功能的认识，也在洋务派与保守派的辩论中日益明晰。铁路在此后进入规模建设即源于此时认识上的渐趋统一。显然，清末中国的铁路引进，不是在纯经济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展开的，其事关经济、国防、主权乃至政治控制的多重特性，在各条铁路的建设中若隐若现。在此过程中，基于对廉价矿业资源、农产品外资的需求和工业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需要，外资利用其政治强势与清廷资金、技术的匮乏，纷纷参与诸条铁路的建设与管理，使得本来作为经济推动力的铁路交通体系，被涂上了一层西方殖民色彩，也直接影响到铁路技术的引进速度及铺设取向。 清末，在1881年—1911年间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中国铁路从无到有，建设长度达到9618.1公里，华北即具有1/3，中国东部最重要的几条铁路如南北向的京汉、北宁（京奉）、津浦路，东西向的京包（平绥）、胶济、道清、正太、汴洛（陇海）路等，都在境内或穿越华北，铁路建设成效显著。民国初期，华北铁路网络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延伸，构成了华北区域铁路网络的基本骨架，并使华北成为联结东北、华中、华东地区的节点。初期的铁路建设，所以多选在经济并非十分发达的华北区域且以北京为出发点，并非纯经济需求的结果，既有保护京师、捍卫海防的考虑，与北京作为行政和消费中心的优越位置有关，也是明清以来北方传统商路网络以北京为中心展开的格局所致，这是考察清末华北铁路网络初成时所必须予以关注的特性①。 一、军事、政治与传统：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铁路体系建设 “民元以前，我国铁路的建设，发展的重心显然是华北大平原，而北京是首要的集中点。多数路线是由华北大平原伸展到邻近的各自然区域”[2](p.296)。但铁路网络何以由此时工商业及外向型经济并不比华中地区发达的华北区域兴起呢？是一个饶有兴趣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这些铁路的兴建，既有因近代国际贸易的需求所建，而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控制与国防、军事因素也同样重要，这是考察清末中国铁路兴建诸因时不可回避的。 在铁路进入晚清中国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议与反对，其最为关键的说法是铁路打开了国门，天险顿失，西方列强可以深入内地，是亡国之器。而支持者则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强调巩固海防与边疆、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度、更加便利的调动军队、极大提高运输物资的效率等益处。无论支持与否，经济发展与民生利益，都只是说服清廷的次要因素。显然，从铁路建设的最初构想到实际规划及铺设过程中，铁路的政治特性被极大地突出了。 1863年秋，应上海怡和洋行（G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的邀请，曾为印度建筑首条铁路的著名工程师麦克唐纳·斯蒂文生爵士（Sir MacDonald Stephenson）来华推动铁路建设。经过初步的调查与走访，斯蒂文生提出了一个既要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也要适应中国世界化进程需求的铁路建设计划，他以长江中游的商业重镇武汉为中心，向东筑路达上海，西行经四川、云南直通印度，南联广州，同时计划修建从镇江经天津至北京的南北干线。这个计划有相当的吸引力，也有较强的可行性，但从英国在长江流域势力范围及其在华利益的角度切入的印记十分明显，虽然也考虑了中国中部商业市场的特征、地理条件，但却没有考虑华北与华中长江流域的关联性，没有考虑北京作为政治控制中心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已有的商道及贸易网络，自然它不会得到清廷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