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4－0060－07 2001年—2010年，发表的研究辛亥革命的论文在六千篇以上①，其中不乏新视角、新观点、新资料的佳作。 一、政治史 （一）辛亥革命历史地位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2001年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应该肯定；有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前后全国的政治混乱局面出发，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否定了辛亥革命[1]。 2001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确认必须有新的标准。如朱浤源认为应该从公共行政的原理出发，重新认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指出，评断辛亥革命的利弊得失，不能只从是否建立民主制就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而应以政治结构变动后资讯在政治结构（文官体系）中的流畅程度，以及资讯是否表达民意来作为判断标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结构中资讯传输的速度、深度、广度均有重大进展[2]。沈渭滨以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例指出，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3]。潘荣认为，辛亥革命使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地位得以恢复和确立，是近代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4]。 （二）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 对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是2001年来研究的热点，关注较多的是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如郑炳凯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一种方法，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蔡文成认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践行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薛子奇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一个转折点，既继承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事业，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王曼青等则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还体现在它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②，等等。 （三）辛亥革命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中国大陆学者多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多认为是国民革命。在这两种主流观点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朱宗震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没有达到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郭双林认为，辛亥革命是平民革命；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由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③，等等。 （四）辛亥革命与立宪政治关系 2001年以来，对立宪政治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亦有丰富成果。耿云志从清末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影响入手分析了两次谘议局联合会召开的背景和内容，并指出在第二届联合会时，议员（主要是立宪派）即对清政府有了强烈的对抗态度，并为推倒清政府做好了思想准备，而这也是辛亥革命爆发时立宪派能马上转向革命的原因[5]。田中比吕志认为，清末立宪政治并没有因革命而中断，清末民初的地方独立和辛亥革命的产生都是立宪改革的继续。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形成以袁世凯和宋教仁为中心的两个不同的政治结构，而他们的任务都是解决清末立宪未完成的改革[6]。 （五）辛亥革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 李振武认为，在清末第三次请愿开国会运动过程中，绝大多数督抚联衔奏请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开设国会，站到立宪派一边，成为推倒清朝统治的又一力量。并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廷大肆集权，督抚有责而无权，中央有权而无能，督抚不得不寄希望于设立内阁以救亡图存[7]。刘伟指出，1906年开始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一方面，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促使地方势力与中央离心，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扫清了部分障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地方势力抬头，阻挠了南京政府对全国的统一，促使了辛亥革命的失败[8]。 （六）审计制度变革、发展 冯敏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审计法规、程序与方法不断完善，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逐步确立。并指出，“三权分立”、民主政治的勃兴是推动当时国家审计发展的动力，但民主政治的不彻底性导致民国时期国家审计未能实现现代化。在政治没有现代化的时代，国家审计不可能现代化[9]。 二、经济史 对辛亥革命时期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的宏观方面，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与民族经济的互动等，而对微观个体的研究则缺乏深度和广度，如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资本家的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等。研究的内容亦不平衡，如对辛亥革命时期金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综合研究 陈争平认为，在清朝末年中国民族产业的民营化有两条路线：一为张謇的白手起家式的民营路线，这是主流；二为盛宣怀的官营转民营（化“公”为私）路线，这是支流。盛宣怀的官营转民营（化“公”为私）并不成功，因为只是体制上改为民营，而文化层面的企业管理、企业精神并未根本改变，旧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经营自然难以改善[10]。张世均等指出，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落空，又在财经政策有重大失误，没有控制海关，在处理敌人财产与前清银行问题上忍让妥协，未能争取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经困难增大。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