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特点(专题讨论)

——辛亥革命的性质与领导力量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杨天石(1936—),男,江苏省东台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主持人语]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例如,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结论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论证,似乎这是一个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革命的出现及其结果源于几十年以至百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还大有探索和研究的空间。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彭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赵炎才则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观点。我想,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关注和深入讨论,完全有希望获得一些以前对辛亥革命未曾注意到的新的认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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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4-0050-10

      主持人:杨天石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制的雏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在公元1911年被推翻了。自武昌新军打出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如果从孙中山在异国他乡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算起,也不过18年。在一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如此迅速,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快,代价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于满洲贵族集团的自作孽,不可活。满洲贵族入主中原,靠残酷的屠杀与镇压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晚清末年,国势衰微,政权腐败,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割地赔款以求苟安,其统治就更加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兴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了维新派,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奋起的机会。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失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入侵,慈禧太后抛弃国都,挟光绪皇帝西逃,这是中国多年未有的奇变。庚子回銮,满洲贵族集团创巨痛深,不得不捡起被他们否定过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实行“新政”。客观地说,这次改革在某些方面迈出的步子更大,是有成绩的。例如废科学、兴学堂、奖励实业、鼓励资产阶级发展,以及编练新军、实现军事现代化、进行法制改革等。

      但对“新政”的成绩也不应该夸大。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满洲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作实质性的改革。一方面,它派人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摆出一副要引进世界先进政治制度的姿态,但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表明满洲贵族集团不想“让权于民”、也不想“分权于民”,相反,却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到君主个人和一小撮贵族手中。晚清时期,中国出现过立宪派和颇具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求稳怕乱,害怕激烈的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变动和破坏,力图走君主立宪道路,但是,满洲贵族集团的倒行逆施让他们彻底失望。1911年,满洲贵族集团宣布铁路国有,与民争利,这就彻底与广大人民的对立起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兴起,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革命方面,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立刻风起云动,全国响应。革命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有其偶然性,但是,在偶然性中,又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成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紧接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退位,帝制终结。但是,孙中山很快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很快又复辟帝制。论者常常以此责难辛亥革命,贬损其价值。然而,殊不知,革命党人胜利虽快,却缺乏争取彻底胜利所需要的力量。定鼎南京后,缺乏北伐所必需要的经费,四处借贷,四处碰壁。革命党人的国库里一度只剩下10块大洋,不仅无法支付进军北京所必需的庞大军费,连维持政府的周转也艰窘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何能北伐!更何能彻底革命!

      1911年12月,当孙中山风尘仆仆自海外归国时,就曾制定策略。那时,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已经出任广东都督,劝孙留在广东,练兵北伐,对抗已经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然而,孙中山不以为然地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P141)所谓“利用”,就是应许袁世凯,只要其“反正”,就推举其为民国大总统。果然,袁世凯为总统的宝座所诱惑,停止进攻革命军,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其后,孙中山虽多方筹集经费,准备北伐,直捣北京,以便彻底推翻清帝国统治,为民主、共和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筹款始终没有进展,孙中山不得不采取此前所订策略,接受和议。不久,清帝即宣布退位。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例子。袁世凯后来虽然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在1916年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倒台并且一命呜呼,完全应验了孙中山的“覆之自易”的预言。次年的张勋复辟寿命就更短,只不过12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终于确立。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

      孙中山曾经将清朝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圈中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专制制度,特别是皇权专制制度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快,代价小,自然难免有其弊病,这就是孙中山早就说过的:“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遗患,将来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虑者也。”[2]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需要打扫和清除的“粪秽”太多,历史包袱过于沉重,即以君主专制主义而言,它既然绵延两千余年,又何能在短时期内就铙歌奏凯,彻底清除其影响和流毒。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成功的。我们不能要求它在短时期内完成所有中国革命应该完成的任务。段落不是文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生都在写一篇大文章。为此,孙中山辛勤奋斗,鞠躬尽瘁,至死方已。他也一直提醒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要继续写好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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