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在近代的转型

作 者:
李珂 

作者简介:
李珂(1968-),女,哲学硕士,中共海口市委党校政治教研室副教授,海南 海口 570028

原文出处:
理论学刊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社会,因政治制度的更替、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儒学为主干的正统文化受到批判,以及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等因素的集合,激发了传统官箴在近代的转型。近代官箴在思想内容上倡导“官为民仆”的官德思想,明确提出了“毋黩货”、“勿徇私”的官德要求,还对革命新道德及党德建设作了特别的强调。官箴在近代的初步转型为其后的历史性进步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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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5-0105-05

      官箴是对从政者为官从政、涵养道德给予劝诫的官私著述及警句箴言。考镜源流,古代官箴大体经历了唐虞三代的起源、汉唐的形成发展、宋元明清的成熟这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官箴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多样化。时至今日,有针对各级各类干部为官执政和德行修养的论著,如“干部道德建设读本”、“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手册”、“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手册”等;也有富有深刻寓意和哲理的警句名言,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等,这些为官箴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从政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有着重要影响,是传统官箴在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丰富和发展。而近代,恰恰是承接古代官箴转型与嬗变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试就近代官箴转型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如下探究。

      一、“近代”的界定与“转型”的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古代,是指过去距离现代较远的时代,以区别于“近代和现代”。具体到我们国家的历史分期而言,古代一般是指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阶段,而1840年通常被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我国官箴的演进和更替是与国家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的,因此,“古代官箴”一般泛指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官箴。在历史分期上,近代多指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这段时间;现代则是指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段时期。要界定中国官箴思想的近代转型,首先需要厘清此种转型所依托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来自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强大冲击,同时也第一次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即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为此作出反应,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近代的演进。这一阶段,历经清王朝晚期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的一段历史。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产生的思想文化,应都属于近代思想文化的范畴,以与鸦片战争前相区别。在近代,官箴的转型也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近代的官箴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官箴的总称。

      中国在近代的社会变革,就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中国官箴思想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离不开近代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这种转型表现在内容性质上,就在于近代官箴传达了不同于古代官箴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生产关系和利益集团的道德要求,确立了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显示了不同的道德思维方式和层次。具体来说,近代的官箴转型,其内涵包括:由与基本封闭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官箴,转变为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官箴;由以崇尚儒学、主张圣贤修为的官箴,转变为倡导自由与兼容、追求服务公众、“官为民仆”的官箴;由单纯对从政者(特别是官员及其幕僚)给予有益劝诫的官箴,转变到对执政党、革命党人和公务人员提出政党之德、革命之德、行政道德的官箴。

      二、近代官箴转型的原因

      近代的官箴转型,有着复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1.政治制度的更替

      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下,皇帝是国家的最高政治代表,忠君是“三纲五常”的最高道德信念,皇帝威权的高低是封建专制强弱的直接表现。古代官箴,无论是官箴王阙,还是君王对群臣的告诫之言,都与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从晚明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笼罩。明末清初,黄宗羲、唐甄等人曾尖锐提出君权至上是君主祸国之源,在政治思想上对传统忠君说教提出了质疑与抨击。这种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力虽然在当时还非常有限,传播面不广,也尚未走向大众,但却起到了政治伦理的启蒙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从政治思潮看,传统的皇权至上、君主专制和特权人治不断受到怀疑。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要求改变传统的君臣关系,阐发了打破陈规、要求平等的思想主张。以人民的福祉为至上的政治原则和非君思潮的流传,反映出皇帝威权的衰落。甲午战败后,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之后,政治制度更为重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应运而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从西方文化中引进进化论、民权论、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企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封建专制,摒弃了君主立宪制,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专制君主政体走向共和政体。民主革命使封建皇权统治倒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此时的官箴与近代民主制度的演进紧密联系,这是近代官箴有别于古代官箴的重要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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