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66-06 “夫国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马”，[1]史276-407因而有“马上得天下”一说，道出了马政在传统社会形态里的重要地位。 统一战争对马匹的强劲需求、血液里流淌着的骑射基因决定了马政在清王朝也同样备受重视。在迎来康乾盛世之际，马政也渐入佳境：北部中国牧场（马厂）林立，各项制度也日趋完备。《清朝文献通考》对此有一番生动的描述，“太宗文皇帝既平察哈尔，谓地宜畜牧，遂分置各牧场。逮定鼎以来，又增设总管各官为之经理。其掌于太仆寺者，则有左翼四旗、右翼四旗牧厂；其掌于上驷院者，则有大凌河及张家口、独石口外诸处牧厂。草肥土衍，云锦成群，岁之藩衍孳息者，以千万计”[2]6561。康熙也夸口说，“自古马政之善，无如本朝者。”[3]346 不过清代马政也无法挣脱承平日久之后百弊丛生的怪圈。嘉、道以后日益走向没落，陷入了“今之马非马，尚安问政乎”的窘境[4]9803。而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严重地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出于自我挽救，清对马政先后进行了传统的整顿和近代的变革。 一、传统框架下的马政整顿 太平天国的狂飙似乎让清廷突然意识到马政已是积弊深重，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的一道上谕中透露出当政者对马政现状的忧虑和不安，“其京外各营、各直省驿站，额设马匹支应差操及接递公文，均关紧要”，而“军营马队最为得力，然必须膘壮精良方能制胜。近来马政废弛，积弊日深，以致调赴军营马匹时多疲瘦”。为此，朝廷痛下决心，“若不认真整顿，何以搜军实而挽颓风？”要求各相关部门大臣务必实心任事，“不得视为具文，致干重咎！”[5]1089-1090在朝廷的推动下内外要求厉行整顿马政的呼声不绝于耳，“发难起，内外争以整顿马政请”[4]9803。翁同书疾呼，“马匹为武备之要需，牧场为边防之重务。承平日久百弊丛生，马政之废弛未有甚于今日者”。他催促大力整顿营马、牧马之弊，期待着“成周教駣攻驹之政，唐代设牧置监之规，复振兴于今日，而牧场不等于虚设矣！”[6]2088 同治元年（1862年），在一番争论之后整顿马政的帷幕正式拉开。兵部分析马政废弛的缘由，“推原其故，总由监牧官视为具文。该管官漫无觉察，积习既深，滋弊亦甚”。所以有针对性地拟定整顿章程六条：(1)牧官宜严考核，“拟请责成该厂大臣认真查察，岁终具奏，将各群膘分实在情形于折内声明”。(2)责成以宜杜推诿。(3)沿途善喂养。(4)报倒宜按定例。(5)孳生宜备册案，“拟请每年终仍将孳生数目咨报，并将历届均齐年份令该都统以递核算，造具四柱清汉细册报部，以备查核”。(6)营驿马匹应一律整顿，“拟请嗣后，京外各营及各直省驿站应令该管大臣确切查核，每年岁终具奏”。最终欲达到“蒐军实而挽颓风”的美好图景。① 朝廷当然希望通过整顿马政为军营驿站提供更多合格马匹以便为早日剿灭肘腋之患增砖添瓦，对于兵部的整顿章程即刻表示同意，也明确提出了期望，“各该管大臣等务当力求整顿，俾马政日有起色，以利军需”[71]11995。 立国以来首次马政大整肃看来清廷是下了很大决心，不似从前那样找几个玩忽职守的官员革职了事，而是切切实实地制定了章程，提出了要求。然而细细揣摩整顿马政六条章程却发现了无新意：不但毫无生气的马政机构未见有任何触动，百弊丛生的马政管理制度也不曾有任何革新之处。林林总总的条款中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实处的只有年终奏报一项。尽管朝廷不惜以“严办”“重咎”相威胁，在官僚系统已呈现出“体制性”崩坏的情况下，这种不伤筋动骨的整顿，其结果与朝廷的期望必定相去甚远，真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且不说年终奏报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各该场（厂）的实际状况，但就能否做到按年奏报就已经大成问题。以光绪朝为例，三十四年间，只有大凌河、科布多官厂、太仆寺两翼牧群等七个场（厂）断断续续年终具奏过，而且没有一个场（厂）能年年具奏。科布多官厂算是比较按规矩办事的了，但还是有十个年头没有具奏，其它场（厂）就更等而下之。营、驿方面，光绪朝，全国有23直省，省省有驿，又有17处将军、都统，他们情况又怎样呢？《光绪朝朱批奏折》里详细记载的各直省军营驿站年终奏报情况同样令人沮丧，只有广州、福州、宁夏等13处有过具奏纪录，不及40处应奏直省、将军及都统的三分之一。而已经具奏的要么是隔三差五地应付，要么就是一成不变地虚应故事。②以广州为例：
资料来源：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五十五辑军务·马政，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有关数据绘制。 光绪朝，广州将军一职先后由长善、继格等一批皇亲宗室担任。长善任内还有所忌惮，在买补马匹的月份上玩点花样，继任者则连这点都懒得粉饰一下。从上表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三十四年（1908年）二十余年间，广州八旗驻防马匹每年的倒毙数量及买补月份都丝毫不差惊人地一致，晚清官僚对政务的敷衍确实让人叹为观止，难怪朝廷看多了这种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具奏后，对广州驻防马区“有计划按要求倒闭”的情况甚为不满，多次朱批了“兵部知道”之后，终于忍无可忍：“骑射为我朝良法，广州旗营宜令练习不可荒废。例倒马匹甫经买补足额，何以续倒者仍如前数？岂必合一成五之例而后已耶？此等旗营风气不可不除！”[8]387对朝廷的斥骂似乎臣下早已经有了“抗体”，根本就无动于衷。如此臣子，指望他们实现“搜军实而挽颓风”，不啻是白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