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六经之一的《易》“革卦”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说，所以即使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历代统治集团虽然忌讳“革命”二字，但对其也只能尽力回避，而不致公开非议。从20世纪初年起，古色古香的“革命”二字，不仅融化了西方Revolution的内涵，而且从饱读经典的士人逐渐普及到下层民间，在书面和口头广泛使用，但伴随着革命的神圣化，也出现了严重的泛化和滥用。对此予以厘定分辨诚属必须，但大可不必视其为敏感字眼，对真正的革命加以污名化的“颠覆”。 一 对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场革命打断了清王朝宪政计划的安排实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立足于历史学最不能容忍的假设：以为假以时日，清王朝会俯顺舆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宪政，使中国走上民主独立富强之路。 单纯由今人来论证上述假定的不可靠，就是犯了与坚持说清王朝能成功实施宪政者一样的错误。所以最好是根据清王朝已颁谕旨、条规和实际行动来作分析，并尽可能证以非革命者的观感，看看清王朝的“立宪”为何物。 清王朝的预备立宪启动于1906年。这年春夏之交，曾充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之一的载泽在所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即“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载泽认为外患之来，“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而一旦改行宪政，将使列强“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一曰内乱可弥”，鉴于“倡为革命之说”者，理由无非是“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如果改行宪政，革命党“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1]。可见，清王朝的被迫立宪，真实动机不在追求国家的富强进步和人民的权利与幸福，而始终锁定在维护一族一姓的统治地位上。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并决定从改革官制入手。由于朝廷的真实意图是继续强化专制集权，而且在各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中保守势力处于强势，故京中的官制改革不过是裁并或增设几个衙门，或者改换几个部院的名称，掌实权的军机处和原本虚设的内阁丝毫不动。而且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公然反对立宪的荣庆、铁良、奕劻等依然在军机处掌控一切，口头上赞成立宪的袁世凯、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却在内阁和各部中均无实职。更为可叹的是，官制改革前朝廷按照“平满汉畛域”的“祖宗之法”，朝中各部院的长官如“尚书”、“侍郎”等，均按满汉一比一的对等原则择用；但官制改革中借口“不分满汉”，在改革后的11个部13个大臣、尚书中，让满族贵族占7人，蒙古贵族1人，汉族官僚仅5人，显然是把满汉畛域越发扩大。而在地方官制的改革上，朝廷原本也有借机防范地方督抚尾大不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因而遭到督抚的消极抵制。但由于朝廷不仅仍要依赖督抚控制各地，而且两者都有不满立宪的共识，因此朝廷只能迁就督抚，地方官制改革也成具文。故深知中国真实情形的日本观察者也认为，“此次中国改革官制……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2]。 一年之后，鉴于清王朝的“仿行宪政”毫无实效，热烈盼望立宪的人士公然在立言温和的《神州日报》上大发议论说：“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日益添募陆军”，故推断“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其结果只能是，“所谓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3]。 又一年过去，由于立宪派的呼吁和革命形势的紧逼，御用的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定了《宪法大纲》。在进呈大纲的奏折中，这些在朝中具体操办立宪者向最高统治者说，该大纲“最精之大义”，“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核心目标是“明君为臣纲之义”和“大权仍统于朝廷”。果然，依据这个“最精之大义”而公布的《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即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然后详尽载明皇帝的“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宣告戒严之权”、“总揽司法权”等等。形成对应的是对议院权力加以种种限制，如明文规定经议院议准的法律，“未奉诏令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对用人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媾和订立条约等，“不付议院议决”；“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等等。[4]不仅如此，在进呈大纲的奏折中，宪政编查馆拟定自1908年开始的筹办宪政进度，规定9年后才宣布宪法，举行上下院议员选举。 由于对朝廷拖延立宪时间和假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行为大感失望，国内立宪派在1909-1910年间举行三次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抗争方式虽然不出集会签名，叩头伏阙，但仍遭到朝廷的斥责和驱逐，带头者或被“递解回籍”，或被发放新疆。朝廷还声明如再有请愿等“聚众滋闹”，各督抚即应“查拿严办，毋稍纵容”[5]。由于在第三次国会请愿前的1910年10月，18行省的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曾联名上奏，呈请“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朝廷被迫同意改9年的预备时间为5年。但和平请愿的一千领袖已对朝廷彻底失望，国会请愿代表发布的《通问各省同志书》说：“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朝廷“犹回翔容与，疏慢不促”，“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诸父老有兴亡之责，有国忧勤，其何以图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