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56-03 现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主义”所营造的，各种“主义”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景象。这其中大多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之类；也有来自本土思想人物的创造性构想，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即大致可归于这一类。无论其来源如何，这些“主义”都成为后人解读这段历史最为基本的资源。这里所要检讨的是“民生主义”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所引发的回响。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30、40年代，很容易就会发现，“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得到更多关注，构成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耐人寻味的是，在知识分子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主导价值——“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既如此，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是否构成“民生主义”现代回响的主要基调？而且，这其中是否有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基于此，或可对“民生主义”所展现的意义，有新的认知。 问题可由“国难”之际“民生主义”受到特别重视说起。蒋廷黻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我们可以注意到，将“抗战”与“建国”相提并论，构成了抗战期间蒋介石言说的核心，相应地，也突出“民生主义”的意义。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引述了他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有关“民生主义”的言论，指明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权主义战略和民生主义结局，还特别指出：“革命之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的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着。革命的成败，到今日又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来应付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变局，而与全体人类分担世界改造的伟大事业，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而在“国难”的背景下，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诉求，“三民主义”也成为各政治势力合作的思想基础，尤其是“民生主义”，构成各种政治力量都较为重视的原则。1946年政协会议决议也体现了此一原则，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就规定，“国民经济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国家应保障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者有发展之机会，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所通过的和平建国的施政纲领中，在经济方面也具体提出了政府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吸收民间意见制定经济政策、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等规定。因此，抗战期间对“民生主义”的重视也提示我们注意“民生”问题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浮现。 作为抗战建国纲领“最高准绳”之“三民主义”得到更多阐述，并不令人奇怪。值得重视的是，围绕“三民主义”，不单政治人物在讲话中突出“民生主义”的内容，相关研究也集中于此。重庆图书馆曾整理了1937-1945年间的出版物，很明显，有关“民主主义”的论述较之其他著作，更为突出。如对照《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我们还可得到更多的出版信息，多少展示了“民生主义”在抗战期间得到特别的重视。透过这些出版物，也可知悉“民生主义”在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回响的具体方式。叶青在《民生主义真解》一书中就明确表示：“我之认识三民主义，是从民生主义入手的。凡读过我底《抗战底根本问题》和《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二书的人，即可知道。”与之相应的，即便标明三民主义的著作，论述的中心也偏重于民生主义。陈长蘅编著的《三民主义之综合研究》，即由这样的章节构成：一、阐明及宣传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现阶段中之切要工作，二、民主主义何以应特别详慎研究，三、民主主义之定义及理论，四、民生主义之实行方法，五、物质建设之具体计划述要，六、其他有相辅而行性质之事项，七、对于实行民生主义之展望。实际上，那段时间所出版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著，皆体现出这一特点。该书作者对此的解释，大致说明这类书的写作特点：“建国之首要既在民生，故本书目的全在阐明民生主义，以期略尽后知后觉之宣传职责”。大致说来，“民生主义”在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回响的具体方式，是将其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下，肯定其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完善性，亦即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而且，这样的看法，并非拥戴“三民主义”的少数学者所持有，如对比中国自由主义在此间所展示的新气象，即可看出这代表共同的思想倾向。 “民生主义”在抗战建国的主题下引起积极回响，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这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平等”的诉求渐渐成为知识圈普遍的追求，甚至可看作中国自由主义在40年代的基本趋向。这里也提示我们注意，并非直接讨论“三民主义”或“民生主义”的文字才重视“民生”问题，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将论辩的中心聚焦于此。就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说，1940年代也有其特别的意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到此时或许才真正“浮出水面”，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毕竟出现了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代表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第一次呈现于中国思想舞台；甚至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才真正回答了“自由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并关切“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可以明确的是，到19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才有了较为清晰的图景。我们可以注意到，针对“自由主义”的阐述，较为重视“民生”内容，展示出“经济平等”的基调。傅斯年在《评英国大选》这篇文字中，就深有感触地表示：“我平生之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希望英美能作出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实际上，对“经济平等”的追求不单是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的重要资源，而且，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在自由主义思想台湾形态浮现过程中，最初关切的仍是1940年代末期最为热衷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透过“民生主义”的现代回响，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所揭示的主题，一方面说明对于“民生”问题、“经济平等”问题的追求构成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民生主义”是否具有更为长远及普遍的价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