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52-04 阿伦特对于20世纪的时代特征有过一个宏观性解说。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尤其作为一个世纪性主流话语而言，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话语比“革命”一词更深刻更持久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①。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完全被“革命话语”所主导的历史进程。这不仅见证于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国民报》第一期之《二十世纪之中国》所揭橥的“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二十世纪乃革命之世纪！更见证于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革命传统”，所谓“民国共和以来，忌讳之樊已撤，满清载籍，纵横坊间，革命之纪，充斥几牖”②。因此，由辛亥革命生成的“革命话语”几乎纵贯和制约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虽然其内容和形态时有变化。但是，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的拓展也颇为深广，但大多还限于事件史或运动史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 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 1.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向之一。周锡瑞在《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一文中就扼要地叙述过这一研究趋势。他说，“如果比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中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就更加惊人。……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很有希望）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提供基础”③。当然我们不必刻意模仿和追摹西方学术风向，但国际学术朝向及其创新意识，也应该成为我们建构和拓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点之一。 2.关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话语”研究。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可以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远比事件史和运动史更为深广的景观。比如从“革命话语”切入，我们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之前，当“革命”推演为时代性话语时，革命——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已不是革命派的专属话语了。即使是“反对”革命运动的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本身也持认同的态度，在其言说中并非反对“革命”，而是反对“攻满”（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满论》）。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虽言之不多，却也持肯定立场，在其1902年的《辨革命书》中说，“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并强调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可知，政治上坚持保皇的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也是秉持慎重的肯定态度。即使辛亥革命后，从广义上言革命，也有溯及康有为者：“天下事，有因而后有果。凡倡为学术革命者，康有为也。鼓吹民族主义者，孙文也。实行破坏屡仆屡起者，黄兴也。此皆南方之士言革命也”④。 梁启超对于“革命”话语也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1902年他首先从定义层面上加以解说，作《释革》一文（《游学译编》第一期），其要义是：（一）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革命三特征：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按梁氏所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⑤。 这至少可以说明，“革命”话语已经是超越了一个阶级或阶层专属的概念，它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涵，并开始获得社会性认同。 3.“不断革命”与“继续革命”话语研究。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正是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成为近代革命史建构的元点。冯自由《革命逸史》对此记述说，“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此前所有反清之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辞。正是孙中山发挥了革命的时代意义，认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也正是由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成功，重建的近代历史以革命为主线而展开，尽管历史上的反清起义如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等“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却由于新建构的近代历史旨在为辛亥革命寻求历史的渊源，遂将此前一切反清活动重构于“革命史”框架中，所以《革命逸史》统称“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此前所有反清组织甚多，如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⑥，“都归入革命史之内”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