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49-03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变革，时隔百年，中国和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应站在21世纪新的历史高度，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上透视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共和革命”：对辛亥革命的一种本义性解读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海峡两岸学者向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全民革命”等不同的评定。笔者素持前说，但也曾提出过另一种思路，即清季革命主要是一场“以革命求共和”的革命，可从其本义称之“共和革命”。当时革命派曾自称这场革命为“共和革命”，后来孙中山亦多次作“共和革命”表称。“革命”一语出自“汤武革命之本义”，“受赐”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又“取法乎上”，奉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为师。庚子后，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人”奋起，并从爱国走向革命。他们富于现代理性，以时代中心自视，作新兴“中等社会”代表，与新军和会党等“下层社会”结合，成为共和革命的主要动力。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实现“共和立宪”的主要障碍，革命派遂将“排满”作为“政略”加以充分运用，卒克服自身基础薄弱而取得“创建民国”的历史性成功。以往把辛亥革命的失败过多与“反满”联系是不必要的。 为从本义解读辛亥革命，笔者还提议“从本义为共和革命思潮立名”。“中国与世界”是现代中国历程中的主题话语。清季共和革命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语境的出现和庚子事变后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如，凸显了时代观念和世界潮流意识。用帝国主义时代和民族主义时代这两重内涵的时代观，作为解读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思维，从而焕发了国人用民族民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理念。共和革命思潮宣传了“言天演”又“言人演”的革命进化论思想，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课题和“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显然，走出侧重“定性”分析的局限，可开阔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野。 “建设新中国”：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 “新中国”话语跟随20世纪出现于中国书刊。庚子年，丘逢甲“欲合群力新中国”，唐才常和汉口自立会宣称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两者语义有别，而“维新中国”政治内涵则同。1901年，“建设新中国”一语接踵在中国革命书刊上出现，即与“推翻旧政府”话语相连。此后，革命派不断作“建设新中国”的鼓吹，还倡言“立党救国”，认定“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清季革命派建设新中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同盟会的十六字政纲和孙中山所作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等表述中。其旨在使将来的共和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清季革命派所发出的“建设新中国”呼声，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人经过“甲午纪念”、特别是“庚子纪念”的惊醒，才懂得用现代国家理性确立起来的建立民族国家目标。这个历史课题一经提上中国历史进程，“得法理论、政治论为之羽翼”，“其势力……所以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自近代以来，清朝统治所维系的是一种衰败的传统政治结构，一直不能“自改革”。庚子年，它“因顽固守旧酿大祸”，而于惊魂之际被迫宣布“维新”。梁启超斥之为“伪维新”。显然这是“政论”，不必全看作为“史论”。但清廷的“维新”及其以后的“预备立宪”，毕竟是一场临渊结网式的“迟到的改革”，终无法改变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的宿运。辛亥革命为“国体之变更，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张謇语）。它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延衍两千多年的帝制，摒弃了以朝代代国家的陋习，第一次出现以中华为国号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语）的历程。 历史表明，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又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运动。新中国运动作为一种特定的述语，出现于1912年。笔者谨采择这个历史命题和学术术语，表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复兴历程。并认为，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是20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20世纪中期人民中国的建立和20世纪后期以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人类历史社会的演变存在渐进和激进两种形式。一般说来，社会变迁通常是在渐进状态下运行，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某种历史关头，又往往会以“激进的”方式开拓前进之路。20世纪中国经过初期和中期的两次革命性改造，才创立了由此得以自立、自强在“渐进方式”下发展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前些年，有些论者因藉当前现代化需要稳定，从而在“反激进主义”的名下责难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中国革命；说辛亥革命“激进”，肇致民初乱象。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历史短见。他们忘记，清末共和革命是“效十九世纪法人之所为”，当年法国大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共和之局乃定”（孙中山语）。我有诗云：“唤起风雨惊残梦，扫落皇冠旷代功。”辛亥革命“在亚洲首创共和”的历史功迹自应彪炳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史册。
